《孟子》·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裡；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白話孟子說：“舜出生在諸馮，遷居到負夏，死在鳴條，是東夷人。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畢郢，是西夷人。他們（出生地）相距一千多里，（所處的）時代相隔一千多年。可是得志後在中國實行王道，就像符節一樣吻合。先出的聖人和後出的聖人，他們的準則是一致的。”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槓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闢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白話子產主持鄭國的政事，用自己的車子渡百姓過溱水和洧水。孟子說：“（子產這樣做）是施了小恩惠卻不懂得為政之道。每年十一月把供人步行的小橋修好，十二月把供車馬通行的大橋修好，百姓就不必為過河發愁了。君子把政事治理平順，走路時叫行人迴避一下也是可以的；哪裡用得著一個個地親自渡他們過河呢？所以執政的人，如果要讓每個人都高興，一天的時間也不夠用。”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白話孟子告訴齊宣王說：“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臣下就會把君主看作心腹；君主把臣下看作狗馬，臣下就會把君主看作陌路人；君主把臣下看作泥土和草芥，臣下就會把君主看作仇敵。”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白話（宣）王說：“禮制規定，要為從前的君主服喪。怎樣做，才可以為（舊君）服喪呢？”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裡。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裡。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白話（孟子）說：“臣下的諫言被採納、主張被聽從，（君主的）恩澤下達百姓；臣下因故離去時，君主派人護送他出國境，又派人先去他將要前往的地方（為他安頓）；他離去三年不回來，然後才收回他的田地和住宅。這叫作有了三重禮遇。這樣的話，（臣下）就可以為舊君服喪了。如今做臣下的，諫言不被採納，主張不被聽從，恩澤下不到百姓身上；因故離去時，君主卻逮捕拘禁他，又在他要去的地方百般阻撓逼迫；他離開的當天，就收回他的田地和住宅。這叫作把臣下當作仇敵。對仇敵，還有什麼喪可服呢？”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白話孟子說：“（君主）無罪卻誅殺士人，大夫就可以離開（這個國家）；無罪卻屠戮百姓，士人就可以遷走。”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白話孟子說：“君主仁，臣民沒有不仁的；君主義，臣民沒有不義的。”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白話孟子說：“不合禮的所謂禮，不合義的所謂義，有德行的大人是不做的。”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白話孟子說：“中等資質的人能培養不夠中等的人，有才能的人能培養沒有才能的人，所以人們樂意有賢良的父兄。如果中等的人拋棄不夠中等的人，有才能的人拋棄沒有才能的人，那麼賢與不賢之間的差別，就連一寸也不到了。”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白話孟子說：“人要先有所不為，然後才能有所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白話孟子說：“說別人的壞話，該想想如何面對隨之而來的禍患呢？”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白話孟子說：“孔子是不會做事過分的人。”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白話孟子說：“德行崇高的大人，說話不必樣樣都兌現，做事不必件件都到底，只要看義在什麼地方（合於義就做）。”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白話孟子說：“所謂大人，就是不喪失自己那顆赤子之心的人。”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白話孟子說：“奉養健在的父母，不足以稱作大事；只有送終（辦好父母的身後事），才可以稱作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白話孟子說：“君子沿著正道深造自己，是想讓自己（對道理）有所體得。自己有所體得，就能安然處之；安然處之，積累就深厚了；積累深厚，取用的時候就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所期望的，是自己有所體得。”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白話孟子說：“廣泛地學習又詳細地解說，是為了將來能夠回過來簡要地解說（抓住要領）。”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白話孟子說：“憑自己的善行去壓服人的，從來沒有能使人信服的。用善來養育人，然後才能使天下人信服。天下人不心服卻能稱王天下的，從來沒有過。”
孟子曰：「言無實，不詳。不詳之實，蔽賢者當之。」
白話孟子說：“說話沒有實據，就會不妥當。不妥當的禍害，要由那些堵塞賢人之路的人來擔當。”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白話徐子說：“孔子屢次稱讚水說：‘水啊！水啊！’從水中取法的是什麼呢？”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茍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白話孟子說：“源頭活水滾滾而來，日夜不停，先注滿低窪之處再繼續前進，一直流放到四海。有本源的事物就是如此，這就是（孔子）取法於水的原因。假如沒有本源，像七八月間雨水集中，大小溝渠都漲滿了；但它乾涸的時刻，站著等一會兒就能等到。所以名聲超過了實際，君子認為這是可恥的。”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白話孟子說：“人和禽獸不同的地方只有很小一點，一般人丟棄了它，君子卻儲存了它。舜通曉萬物的道理，明察人倫的規範；（他的行為）是從仁義出發去做，而不是勉強地實行仁義。”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洩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白話孟子說：“禹厭惡美酒而愛好善言。湯持守中道，任用賢人不拘一格。文王看待百姓如同看待傷員，（小心愛護；）望著道好像還沒有看到一樣（孜孜以求）。武王不輕慢身邊近臣，也不遺忘遠方的賢人。周公想著兼學夏、商、週三代聖王的長處，來實行禹、湯、文、武四位君王的事功；其中有不合心意的地方，就抬頭思考，日夜接續不斷；有幸想通了，就坐著等到天亮（去實行）。”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白話孟子說：“聖王的事蹟消失之後，《詩》的採輯也就停止了；《詩》停止之後，《春秋》才被創作出來。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魯國的《春秋》，是同一類的史書。它們記載的事情，是齊桓公、晉文公等霸主的事蹟；它們的文字，是史官的文字。孔子說：‘至於其中的褒貶大義，是我孔丘私自取來用的。’”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白話孟子說：“君子的恩澤（影響），傳五代就斷絕了；小人的恩澤，傳五代也斷絕了。我沒有能夠成為孔子的門徒，我是私下向（孔子的弟子們）學習過的。”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白話孟子說：“可以拿、也可以不拿的時候，拿了會傷害廉潔。可以給、也可以不給的時候，給了會傷害恩惠（用得不當）。可以死、也可以不死的時候，（輕易）死去會傷害勇敢（顯得逞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白話逢蒙向羿學習射箭，把羿的本領都學到手，心想：天下只有羿比我強，於是殺了羿。孟子說：“在這件事上，羿也是有罪的。”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白話公明儀說：“（羿）應該算是沒有罪吧？”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白話（孟子）說：“（他的罪）很輕罷了，怎麼能說沒有罪呢？鄭國派子濯孺子去攻打衛國，衛國派庾公之斯追擊他。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病發作了，拿不了弓，我死定了！’他問替他駕車的人說：‘追我的是誰？’駕車的人說：‘是庾公之斯。’他說：‘我能活命了。’駕車的人說：‘庾公之斯是衛國善於射箭的人，先生說能活命，這是為什麼呢？’他說：‘庾公之斯向尹公之他學射箭，尹公之他向我學射箭。那尹公之他，是個端正的人，他所選擇的朋友必定也是端正的。’庾公之斯追到跟前，說：‘先生為什麼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病發作了，拿不了弓。’（庾公之斯）說：‘我向尹公之他學射箭，尹公之他向先生學射箭。我不忍心用先生的本領，反過來傷害先生。不過，今天這件事是國君的命令，我不敢廢棄。’於是抽出箭來在車輪上敲去箭頭，射出四支箭，然後回去了。”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白話孟子說：“西施身上沾染了汙穢，人們都會掩著鼻子從她面前走過。（相反，）雖然是個面貌醜陋的人，只要齋戒沐浴（誠心潔淨），也可以祭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白話孟子說：“天下談論人性的話，談的不過是既成的事實罷了。既成的事實，以順其自然為根本。人們之所以厭惡那種智巧，是因為它喜歡穿鑿附會。如果有智的人像禹疏導洪水那樣（行事），那就沒有可厭惡的了。禹疏導洪水，是順著水性、做那些無須造作的事。如果有智的人也做無須造作的事，那麼智也就是偉大的了。天有多高，星辰有多遠，假如探求它們執行的既有規律，那麼一千年後的冬至，也可以坐著推算出來。”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吊。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庭不歷位而相與言，不逾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白話公行子的兒子死了，右師前去弔唁。進了門，有人上前同右師說話，有人走到右師的座位旁邊同右師說話。孟子不同右師說話，右師不高興地說：“眾位君子都同我王驩說話，唯獨孟子不同我說話，這是輕慢我。”孟子聽到後說：“按禮的規定：在朝廷上不能越過自己的位次去同人交談，也不能越過臺階去作揖。我是想遵行禮，子敖卻以為我輕慢他，不也太奇怪了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白話孟子說：“君子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的存心。君子心裡存著仁，心裡存著禮。有仁心的人愛人，有禮的人敬人。愛人的人，人總是愛他；敬人的人，人總是敬他。這裡有個人，他對待我橫暴無禮，君子一定反省自己：‘一定是我不仁，一定是我無禮，否則這種事怎麼會落到我頭上呢？’反省之後自己已經做到了仁，做到了有禮，那人的橫暴無禮卻仍然照舊，君子一定再反省自己：‘一定是我（對他）不夠盡心。’反省之後已經（對他）盡心了，那人的橫暴無禮還是照舊，君子就說：‘這個人不過是個狂妄糊塗的人罷了。這樣的人，和禽獸有什麼區別呢？對禽獸又有什麼可責難的呢！’所以君子有終身的憂慮，卻沒有一時的禍患。至於他所憂慮的，是有（內容的）：舜是人，我也是人；舜能成為天下的榜樣、流傳給後世，我卻還不免於做一個平凡的鄉下人，這才是值得憂慮的。憂慮的是什麼？（想著）像舜那樣做罷了。至於（外來的）禍患，君子是沒有的：不仁的事不做，不合禮的事不行。假使有一時的禍患降臨，君子也不會把它當作禍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髪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髪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白話禹和稷處在太平時代，三次經過家門都不進去，孔子稱讚他們賢德。顏子處在亂世，住在簡陋的小巷裡，一筐飯，一瓢水，別人都受不了那種清苦，顏子不改變他的樂趣，孔子稱讚他賢德。孟子說：“禹、稷和顏回遵循的道是相同的。禹想著天下還有溺水的人，就像自己使他們溺水一樣（內疚）；稷想著天下還有捱餓的人，就像自己使他們捱餓一樣（內疚）。所以他們（救世）才那樣急迫。禹、稷、顏子如果互換處境，都會作出同樣的選擇。如今有同住一室的人打起架來，要去勸救，即使披散著頭髮、帽子都系不好就去救，也是可以的。鄉鄰有人打架，卻披散著頭髮、系不好帽子匆匆跑去救，那就糊塗了，即使閉門不管，也是可以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白話公都子說：“匡章，全城的人都稱他不孝。先生卻同他交往，還對他以禮相待，冒昧地問一句，這是為什麼呢？”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白話孟子說：“世俗所說的不孝有五種：四肢懶惰，不顧父母的供養，這是第一種不孝；沉迷於下棋喝酒，不顧父母的供養，這是第二種不孝；貪圖財物、偏袒自己的妻兒，不顧父母的供養，這是第三種不孝；放縱耳目的慾望，使父母蒙受恥辱，這是第四種不孝；逞勇好鬥，使父母陷入危險，這是第五種不孝。章子身上有這五種當中的一種嗎？章子（父子之間的問題）是：父親以善來責備（兒子），父子卻不能相合。以善相責，是朋友之間的道理。父子之間以善相責，是最嚴重傷害親情的做法。章子難道不想有妻子兒女、一家人團聚嗎？只是因為得罪了父親，不能接近父親；他送走妻子、疏遠兒子，一輩子不接受（妻兒的）供養。他心裡盤算的是：如果不這樣做，那就是更大的罪過了。這就是章子的情形了。”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白話曾子住在武城時，越國的軍隊來侵犯。有人說：“敵寇來了，為什麼不離開呢？”（曾子）說：“（我要交代：）別讓人住進我的屋子，免得損壞裡面的柴木。”敵寇退了，他又說：“把我的牆和屋子修好，我要回來住。”敵寇退後，曾子回來了。左右的人說：“（武城的長官）待先生如此忠誠恭敬，敵寇來的時候先生卻先行離開，讓百姓拿先生作指望落了空；敵寇退了又回來，恐怕不大合適。”沈猶行說：“這不是你們所能知道的。從前沈猶氏那裡發生過背柴人作亂的禍事，跟從先生的七十個人，沒有一個被牽連在內的。”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汲去，君誰與守？」
白話子思住在衛國時，齊國的軍隊來侵犯。有人說：“敵寇來了，為什麼不離開呢？”子思說：“如果我孔汲走了，國君同誰一起守（衛國）呢？”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白話孟子說：“曾子和子思的道是相同的。曾子是老師，是父輩；子思是臣子，地位低微。曾子、子思如果互換處境，都會作出同樣的選擇。”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白話儲子說：“（齊）王派人暗中觀察先生，（先生）果真有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白話孟子說：“有什麼與人不同的呢？堯、舜同普通人也是一樣的。”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早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白話齊國有個同妻子、小妾住在一起的人，他的丈夫每次出門，必定吃飽了酒肉才回來。他妻子問他一起吃喝的都是些什麼人，（他）說都是富貴的人。他妻子告訴小妾說：“丈夫出門，必定酒足飯飽才回來；問他一起吃喝的人，都是些富貴的人，卻從來沒有顯貴的人來到家裡。我要悄悄看看他到底去些什麼地方。”（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妻子）悄悄跟在丈夫後面走。走遍了整個都城，沒有一個停下來同他說話的。最後他到了東門外的墳地，（向）前來祭祀的人乞討剩下的酒食；還不夠，又回過頭去向別處乞討——這就是他吃飽的辦法。他妻子回到家裡，告訴小妾說：“丈夫這個人，是我們仰望終身、全靠他的人，如今竟是這樣！”便和小妾一起埋怨她們的丈夫，相對著在院子中央哭泣。而她的丈夫還不知道這些，洋洋得意地從外面回來，在妻妾面前擺出一副得意的樣子。用君子的眼光來看，如今那些追求富貴利達的人，他們的手段能讓妻妾不感到羞恥、不相對哭泣的，實在太少了！”
（本文為公有領域古籍原文，據維基文庫所收通行本整理；白話譯文為本站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