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下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白话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夷人。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毕郢，是西夷人。他们（出生地）相距一千多里，（所处的）时代相隔一千多年。可是得志后在中国实行王道，就像符节一样吻合。先出的圣人和后出的圣人，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白话子产主持郑国的政事，用自己的车子渡百姓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说：“（子产这样做）是施了小恩惠却不懂得为政之道。每年十一月把供人步行的小桥修好，十二月把供车马通行的大桥修好，百姓就不必为过河发愁了。君子把政事治理平顺，走路时叫行人回避一下也是可以的；哪里用得着一个个地亲自渡他们过河呢？所以执政的人，如果要让每个人都高兴，一天的时间也不够用。”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白话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心腹；君主把臣下看作狗马，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陌路人；君主把臣下看作泥土和草芥，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仇敌。”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
白话（宣）王说：“礼制规定，要为从前的君主服丧。怎样做，才可以为（旧君）服丧呢？”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白话（孟子）说：“臣下的谏言被采纳、主张被听从，（君主的）恩泽下达百姓；臣下因故离去时，君主派人护送他出国境，又派人先去他将要前往的地方（为他安顿）；他离去三年不回来，然后才收回他的田地和住宅。这叫作有了三重礼遇。这样的话，（臣下）就可以为旧君服丧了。如今做臣下的，谏言不被采纳，主张不被听从，恩泽下不到百姓身上；因故离去时，君主却逮捕拘禁他，又在他要去的地方百般阻挠逼迫；他离开的当天，就收回他的田地和住宅。这叫作把臣下当作仇敌。对仇敌，还有什么丧可服呢？”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白话孟子说：“（君主）无罪却诛杀士人，大夫就可以离开（这个国家）；无罪却屠戮百姓，士人就可以迁走。”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白话孟子说：“君主仁，臣民没有不仁的；君主义，臣民没有不义的。”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白话孟子说：“不合礼的所谓礼，不合义的所谓义，有德行的大人是不做的。”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白话孟子说：“中等资质的人能培养不够中等的人，有才能的人能培养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人们乐意有贤良的父兄。如果中等的人抛弃不够中等的人，有才能的人抛弃没有才能的人，那么贤与不贤之间的差别，就连一寸也不到了。”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白话孟子说：“人要先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白话孟子说：“说别人的坏话，该想想如何面对随之而来的祸患呢？”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白话孟子说：“孔子是不会做事过分的人。”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白话孟子说：“德行崇高的大人，说话不必样样都兑现，做事不必件件都到底，只要看义在什么地方（合于义就做）。”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白话孟子说：“所谓大人，就是不丧失自己那颗赤子之心的人。”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白话孟子说：“奉养健在的父母，不足以称作大事；只有送终（办好父母的身后事），才可以称作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白话孟子说：“君子沿着正道深造自己，是想让自己（对道理）有所体得。自己有所体得，就能安然处之；安然处之，积累就深厚了；积累深厚，取用的时候就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所期望的，是自己有所体得。”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白话孟子说：“广泛地学习又详细地解说，是为了将来能够回过来简要地解说（抓住要领）。”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白话孟子说：“凭自己的善行去压服人的，从来没有能使人信服的。用善来养育人，然后才能使天下人信服。天下人不心服却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过。”
孟子曰：「言无实，不详。不详之实，蔽贤者当之。」
白话孟子说：“说话没有实据，就会不妥当。不妥当的祸害，要由那些堵塞贤人之路的人来担当。”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白话徐子说：“孔子屡次称赞水说：‘水啊！水啊！’从水中取法的是什么呢？”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茍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白话孟子说：“源头活水滚滚而来，日夜不停，先注满低洼之处再继续前进，一直流放到四海。有本源的事物就是如此，这就是（孔子）取法于水的原因。假如没有本源，像七八月间雨水集中，大小沟渠都涨满了；但它干涸的时刻，站着等一会儿就能等到。所以名声超过了实际，君子认为这是可耻的。”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白话孟子说：“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很小一点，一般人丢弃了它，君子却保存了它。舜通晓万物的道理，明察人伦的规范；（他的行为）是从仁义出发去做，而不是勉强地实行仁义。”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白话孟子说：“禹厌恶美酒而爱好善言。汤持守中道，任用贤人不拘一格。文王看待百姓如同看待伤员，（小心爱护；）望着道好像还没有看到一样（孜孜以求）。武王不轻慢身边近臣，也不遗忘远方的贤人。周公想着兼学夏、商、周三代圣王的长处，来实行禹、汤、文、武四位君王的事功；其中有不合心意的地方，就抬头思考，日夜接续不断；有幸想通了，就坐着等到天亮（去实行）。”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白话孟子说：“圣王的事迹消失之后，《诗》的采辑也就停止了；《诗》停止之后，《春秋》才被创作出来。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是同一类的史书。它们记载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的事迹；它们的文字，是史官的文字。孔子说：‘至于其中的褒贬大义，是我孔丘私自取来用的。’”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白话孟子说：“君子的恩泽（影响），传五代就断绝了；小人的恩泽，传五代也断绝了。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向（孔子的弟子们）学习过的。”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白话孟子说：“可以拿、也可以不拿的时候，拿了会伤害廉洁。可以给、也可以不给的时候，给了会伤害恩惠（用得不当）。可以死、也可以不死的时候，（轻易）死去会伤害勇敢（显得逞勇）。”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白话逢蒙向羿学习射箭，把羿的本领都学到手，心想：天下只有羿比我强，于是杀了羿。孟子说：“在这件事上，羿也是有罪的。”
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白话公明仪说：“（羿）应该算是没有罪吧？”
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叩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
白话（孟子）说：“（他的罪）很轻罢了，怎么能说没有罪呢？郑国派子濯孺子去攻打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病发作了，拿不了弓，我死定了！’他问替他驾车的人说：‘追我的是谁？’驾车的人说：‘是庾公之斯。’他说：‘我能活命了。’驾车的人说：‘庾公之斯是卫国善于射箭的人，先生说能活命，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庾公之斯向尹公之他学射箭，尹公之他向我学射箭。那尹公之他，是个端正的人，他所选择的朋友必定也是端正的。’庾公之斯追到跟前，说：‘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病发作了，拿不了弓。’（庾公之斯）说：‘我向尹公之他学射箭，尹公之他向先生学射箭。我不忍心用先生的本领，反过来伤害先生。不过，今天这件事是国君的命令，我不敢废弃。’于是抽出箭来在车轮上敲去箭头，射出四支箭，然后回去了。”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白话孟子说：“西施身上沾染了污秽，人们都会掩着鼻子从她面前走过。（相反，）虽然是个面貌丑陋的人，只要斋戒沐浴（诚心洁净），也可以祭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茍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白话孟子说：“天下谈论人性的话，谈的不过是既成的事实罢了。既成的事实，以顺其自然为根本。人们之所以厌恶那种智巧，是因为它喜欢穿凿附会。如果有智的人像禹疏导洪水那样（行事），那就没有可厌恶的了。禹疏导洪水，是顺着水性、做那些无须造作的事。如果有智的人也做无须造作的事，那么智也就是伟大的了。天有多高，星辰有多远，假如探求它们运行的既有规律，那么一千年后的冬至，也可以坐着推算出来。”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孟子闻之，曰：「礼：朝庭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白话公行子的儿子死了，右师前去吊唁。进了门，有人上前同右师说话，有人走到右师的座位旁边同右师说话。孟子不同右师说话，右师不高兴地说：“众位君子都同我王驩说话，唯独孟子不同我说话，这是轻慢我。”孟子听到后说：“按礼的规定：在朝廷上不能越过自己的位次去同人交谈，也不能越过台阶去作揖。我是想遵行礼，子敖却以为我轻慢他，不也太奇怪了吗？”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白话孟子说：“君子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存心。君子心里存着仁，心里存着礼。有仁心的人爱人，有礼的人敬人。爱人的人，人总是爱他；敬人的人，人总是敬他。这里有个人，他对待我横暴无礼，君子一定反省自己：‘一定是我不仁，一定是我无礼，否则这种事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呢？’反省之后自己已经做到了仁，做到了有礼，那人的横暴无礼却仍然照旧，君子一定再反省自己：‘一定是我（对他）不够尽心。’反省之后已经（对他）尽心了，那人的横暴无礼还是照旧，君子就说：‘这个人不过是个狂妄糊涂的人罢了。这样的人，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对禽兽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所以君子有终身的忧虑，却没有一时的祸患。至于他所忧虑的，是有（内容的）：舜是人，我也是人；舜能成为天下的榜样、流传给后世，我却还不免于做一个平凡的乡下人，这才是值得忧虑的。忧虑的是什么？（想着）像舜那样做罢了。至于（外来的）祸患，君子是没有的：不仁的事不做，不合礼的事不行。假使有一时的祸患降临，君子也不会把它当作祸患。”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虽被髪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鬭者，被髪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白话禹和稷处在太平时代，三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孔子称赞他们贤德。颜子处在乱世，住在简陋的小巷里，一筐饭，一瓢水，别人都受不了那种清苦，颜子不改变他的乐趣，孔子称赞他贤德。孟子说：“禹、稷和颜回遵循的道是相同的。禹想着天下还有溺水的人，就像自己使他们溺水一样（内疚）；稷想着天下还有挨饿的人，就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内疚）。所以他们（救世）才那样急迫。禹、稷、颜子如果互换处境，都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如今有同住一室的人打起架来，要去劝救，即使披散着头发、帽子都系不好就去救，也是可以的。乡邻有人打架，却披散着头发、系不好帽子匆匆跑去救，那就糊涂了，即使闭门不管，也是可以的。”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白话公都子说：“匡章，全城的人都称他不孝。先生却同他交往，还对他以礼相待，冒昧地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白话孟子说：“世俗所说的不孝有五种：四肢懒惰，不顾父母的供养，这是第一种不孝；沉迷于下棋喝酒，不顾父母的供养，这是第二种不孝；贪图财物、偏袒自己的妻儿，不顾父母的供养，这是第三种不孝；放纵耳目的欲望，使父母蒙受耻辱，这是第四种不孝；逞勇好斗，使父母陷入危险，这是第五种不孝。章子身上有这五种当中的一种吗？章子（父子之间的问题）是：父亲以善来责备（儿子），父子却不能相合。以善相责，是朋友之间的道理。父子之间以善相责，是最严重伤害亲情的做法。章子难道不想有妻子儿女、一家人团聚吗？只是因为得罪了父亲，不能接近父亲；他送走妻子、疏远儿子，一辈子不接受（妻儿的）供养。他心里盘算的是：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更大的罪过了。这就是章子的情形了。”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白话曾子住在武城时，越国的军队来侵犯。有人说：“敌寇来了，为什么不离开呢？”（曾子）说：“（我要交代：）别让人住进我的屋子，免得损坏里面的柴木。”敌寇退了，他又说：“把我的墙和屋子修好，我要回来住。”敌寇退后，曾子回来了。左右的人说：“（武城的长官）待先生如此忠诚恭敬，敌寇来的时候先生却先行离开，让百姓拿先生作指望落了空；敌寇退了又回来，恐怕不大合适。”沈犹行说：“这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从前沈犹氏那里发生过背柴人作乱的祸事，跟从先生的七十个人，没有一个被牵连在内的。”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汲去，君谁与守？」
白话子思住在卫国时，齐国的军队来侵犯。有人说：“敌寇来了，为什么不离开呢？”子思说：“如果我孔汲走了，国君同谁一起守（卫国）呢？”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白话孟子说：“曾子和子思的道是相同的。曾子是老师，是父辈；子思是臣子，地位低微。曾子、子思如果互换处境，都会作出同样的选择。”
储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
白话储子说：“（齐）王派人暗中观察先生，（先生）果真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吗？”
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白话孟子说：“有什么与人不同的呢？尧、舜同普通人也是一样的。”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其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早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白话齐国有个同妻子、小妾住在一起的人，他的丈夫每次出门，必定吃饱了酒肉才回来。他妻子问他一起吃喝的都是些什么人，（他）说都是富贵的人。他妻子告诉小妾说：“丈夫出门，必定酒足饭饱才回来；问他一起吃喝的人，都是些富贵的人，却从来没有显贵的人来到家里。我要悄悄看看他到底去些什么地方。”（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妻子）悄悄跟在丈夫后面走。走遍了整个都城，没有一个停下来同他说话的。最后他到了东门外的坟地，（向）前来祭祀的人乞讨剩下的酒食；还不够，又回过头去向别处乞讨——这就是他吃饱的办法。他妻子回到家里，告诉小妾说：“丈夫这个人，是我们仰望终身、全靠他的人，如今竟是这样！”便和小妾一起埋怨她们的丈夫，相对着在院子中央哭泣。而她的丈夫还不知道这些，洋洋得意地从外面回来，在妻妾面前摆出一副得意的样子。用君子的眼光来看，如今那些追求富贵利达的人，他们的手段能让妻妾不感到羞耻、不相对哭泣的，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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