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天論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兇。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兇－－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白話天的執行有恆常的規律，它不因為堯而存在，不因為桀而滅亡。用安定有序的方法來對待它，就吉利；用混亂的方法來對待它，就兇險。加強農業生產而節省費用，上天也不能使他貧窮；給養完備而勞作合乎時令，上天也不能使他生病；修明正道而不三心二意，上天也不能使他遭禍。所以水旱災害不能使他飢餓，嚴寒酷暑不能使他生病，妖異怪事不能使他遭兇。農業生產荒廢而用度奢侈，上天也不能使他富裕；給養不足而勞作稀少，上天也不能使他身體健全；違背正道而胡亂行動，上天也不能使他吉利。所以水旱還沒有到來就已經捱餓，寒暑還沒有逼近就已經生病，妖怪異事還沒有出現就已經遭兇。承受時運的遭遇和安定之世相同，而災禍卻和安定之世不同，不可以怨恨上天，這是事物的規律本來就是這樣。所以明白了天和人的分工界限，就可以稱得上是最完備的人了。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白話不加人為而自然成就，不去求取而自然得到，這就叫作天的職能。像這種情況，即使規律深邃，那種人也不去思慮它；即使功用宏大，也不去對它施加能力；即使它精細微妙，也不去考察它，這就叫作不和天爭奪職能。天有它的時令，地有它的物產，人有他的治理，這就叫作能夠和天相配合。人若放棄他所能配合的環節，卻一心去期望那個被配合的物件，那就迷惑了。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唯聖人為不求知天。
白話眾星沿著軌道依次旋轉，日月交替照耀，四季輪流執行，陰陽之氣廣大地化育，風雨普遍地施與，萬物各自得到陰陽的和諧而生長，各自得到陰陽的滋養而成熟，看不見它們執行做事的過程，卻看得見它們的功效，這就叫作神妙。人們都知道萬物成就的表象，卻沒有人知道它那無形的本體，這就叫作天的功用。只有聖人不去追求瞭解天。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白話天的職能已經確立，天的功用已經成就，人的形體一具備，精神就產生了，好惡、喜怒、哀樂就蘊藏在精神裡面，這就叫作天生的性情。耳、目、鼻、口和肢體，各自有接觸外物的能力卻不能互相替代，這就叫作天生的器官。心居於中央的空虛之處，來統轄五官，這就叫作天生的君主。取用和自身不同類的東西來滋養同屬於自己的身體，這就叫作天生的給養。順應自己的同類就叫作福，違逆自己的同類就叫作禍，這就叫作天生的政令。矇蔽了自己天生的君主（心），擾亂了自己天生的器官，丟棄了自己天生的給養，違逆了自己天生的政令，背離了自己天生的性情，以致喪失了天的功用，這就叫作大凶。聖人澄清他天生的君主，端正他天生的器官，完備他天生的給養，順應他天生的政令，保養他天生的性情，來保全天的功用。像這樣，就會知道什麼事情應該做，知道什麼事情不應該做；那麼天地就可以由他來安排使用，萬物就可以由他來役使驅使。他的行為完全得當，他的保養完全適宜，他的生命不受傷害，這就叫作懂得天。
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
白話所以最大的靈巧正在於有所不為，最大的智慧正在於有所不思慮。對於天的觀測，只限於那些已經顯現出徵象、可以預期的方面；對於地的觀測，只限於那些已經顯現出適宜（種植生長）、可以繁殖生物的方面；對於四季的觀測，只限於那些已經顯現出規律、可以據以行事的方面；對於陰陽的觀測，只限於那些已經顯現出和諧、可以據以調理的方面。做官的人守住天的職能（各安本分），而君主自己所守的則是道。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
白話國家的治亂，是天決定的嗎？回答說：日月星辰和歲時曆法，這是禹和桀所共同面對的，禹憑著它使國家安定，桀憑著它使國家混亂；治亂不是天決定的。
時邪？曰：繁啟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臧於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
白話國家的治亂，是時勢決定的嗎？回答說：萬物在春夏繁茂生長，在秋冬收斂儲藏，這是禹和桀所共同面對的，禹憑著它使國家安定，桀憑著它使國家混亂；治亂不是時勢決定的。
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白話國家的治亂，是地決定的嗎？回答說：得到土地就能生存，失去土地就會死亡，這也是禹和桀所共同面對的，禹憑著它使國家安定，桀憑著它使國家混亂；治亂不是地決定的。《詩經》說：“上天造出了高山，太王開闢了它。他們創業在前，文王使它安康。”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白話天不會因為人們厭惡寒冷，就停止冬天；地不會因為人們厭惡遼遠，就縮小疆界；君子不會因為小人的喧嚷吵鬧，就停止行道。天有恆常的規律，地有恆常的法度，君子有恆常的準則。君子遵循著那恆常之道行事，而小人則只計較自己的功利。《詩經》說：“禮義方面沒有過失，何必憂慮別人的議論呢！”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楚王后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白話楚王出行的隨從車輛有上千輛，並不是因為他明智；君子吃豆子、喝清水，並不是因為他愚蠢；這是時勢境遇造成的。至於說到修養意志、品德深厚、思慮通明，生於當今之世而心志嚮往古代，這才是取決於我們自身的東西。所以君子看重那取決於自身的方面，而不羨慕那取決於上天的方面；小人卻擱置那取決於自身的方面，而羨慕那取決於上天的方面。君子看重取決於自身的而不羨慕取決於天的，因而天天進步；小人擱置取決於自身的而羨慕取決於天的，因而天天退步。因此君子天天進步的原因和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是同一個道理。君子和小人之所以相差懸殊，就在於這一點罷了。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暗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白話流星墜落、樹木發出異常的響聲，國都裡的人都恐懼起來。問道：“這是怎麼回事？”回答說：“沒有什麼！這是天地的變化、陰陽的轉化，是萬物中很少出現的事情。對它感到奇怪，是可以的；但是畏懼它，就不對了。那日月的蝕虧、風雨的不合時令、怪異星辰的偶爾出現，是沒有哪個世代不常有的。在上位的人賢明而政治清明的時候，這些現象即使同時出現，也沒有什麼傷害；在上位的人昏暗而政治險惡的時候，這些現象即使一個也不出現，也沒有什麼好處。流星的墜落，樹木的鳴響，是天地的變化、陰陽的轉化，是萬物中很少出現的事情；對它感到奇怪，是可以的；但是畏懼它，就不對了。”
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楛耕傷稼，楛耨失歲，政險失民；田薉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謂人祆。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爾，其菑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亦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捨也。
白話對於已經出現的現象，人為造成的災禍才真正值得畏懼：粗放的耕作傷害莊稼，粗劣的耘鋤誤了年成收成，政治險惡使民心喪失；田地荒蕪、莊稼敗壞，糧食昂貴、百姓捱餓，大路上有餓死的人：這些叫作人為的災禍。政令不分明，舉措不合時宜，農事生產不加治理，耕作勞力不按時令，以致牛馬錯亂交配生育，六畜生出怪異：這些叫作人為的災禍。禮義不加修明，內外不加分別，男女關係淫亂，以致父子互相猜疑，上下離心離德，盜寇災難一齊到來：這些叫作人為的災禍。這三種人為災禍一齊出現，國家就沒有安寧可言了。它們來勢非常迫近，它們的災害非常慘重。耕作勞力不按時令，以致牛馬錯亂交配，六畜生出怪異，這固然可以感到奇怪，但也確實應該感到畏懼。古書記載說：“萬物的怪異現象，書上不去談論它。”沒有用處的辯論，不緊要的考察，都應當拋開，不要去治理。至於君臣之間的道義，父子之間的親情，夫婦之間的區別，卻要每天研討琢磨，永不捨棄。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兇也。
白話祭祀求雨後下了雨，這是什麼原因呢？回答說：沒有什麼原因，就像不求雨也會下雨一樣。日食月食發生了去施行禳救，天旱了就舉行求雨的雩祭，用占卜來決定大事，都不是因為認為這樣做真能求得什麼，而是拿它來做一番禮儀文飾罷了。所以君子把這當作禮儀文飾，而百姓卻把它當作神靈。把它看作文飾就吉利，把它看作神靈就兇險了。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明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矣。
白話在天上，沒有什麼比日月更明亮的了；在地上，沒有什麼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萬物中，沒有什麼比珍珠寶玉更光亮的了；在人身上，沒有什麼比禮義更光明的了。所以日月如果不高懸，它的光明就不顯赫；水火如果不積聚，它的光輝和潤澤就不會廣博；珠玉如果不顯露在外面，王公就不會把它當作寶物；禮義如果不施加到國家之上，功名就不會顯著。所以人的命運繫於天，國家的命運繫於禮。當君主的人，尊崇禮制、敬重賢人就能稱王天下，重視法度、愛護百姓就能稱霸諸侯，貪圖私利、多行欺詐就會陷於危險，玩弄權謀、陰險傾軋就會走向滅亡。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白話尊崇上天而思慕它，哪裡比得上把萬物當作所畜養的東西加以制約利用呢！順從上天而歌頌它，哪裡比得上控制天的規律而加以運用呢！指望時令到來而等待它，哪裡比得上順應時令而役使它呢！聽任萬物自然增多，哪裡比得上施展人的才能來化育它呢！想著萬物而任它自生自滅，哪裡比得上治理萬物而不喪失它呢！與其盼望萬物自然地生長出來，哪裡比得上掌握萬物所由長成的條件呢！所以擱置人的努力而一味思慕天，就會喪失萬物的真實情形。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
白話歷代君王所共同不變的根本原則，足以成為道的綱領。或廢棄不用、或興起施行，都用這個綱領來應付，綱領的條理就不會紊亂。不懂得綱領，就不懂得應付變化。綱領的大體從未曾亡失。混亂產生於對綱領的偏差之處，治理則在於全面地把握它。所以道所稱善的，合乎中道的就可以遵從，偏畸的就不可採用，隱而不顯的就會造成大的迷惑。在水上行走的人用水標來測量水深，水標不分明，人就會陷沒水中。治理百姓的人用道作為標識，道標不分明，政事就會混亂。禮，就是標識。不遵循禮，就是昏亂之世；昏亂之世，就是大亂之世。所以道沒有不顯明的，內和外各有不同的標識，隱蔽和顯露都有恆常的準則，這樣，百姓陷溺於禍亂的狀況才能消除。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群眾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眾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白話萬物只是道的一個部分，一件具體事物只是萬物的一個部分。愚昧的人抓住一件具體事物的一個部分，就自以為懂得了道，這是無知。慎到只看到因循守成（後）的一面，沒有看到率先倡導（先）的一面。老子只看到屈曲的一面，沒有看到伸展的一面。墨子只看到整齊劃一的一面，沒有看到差別的一面。宋子只看到慾望少的一面，沒有看到慾望多的一面。只有因循守成而沒有率先倡導，民眾就沒有進取的門路。只有屈曲而沒有伸展，貴賤就沒有分別。只有整齊劃一而沒有差別，政令就施展不開。只有慾望少而沒有慾望多，民眾就不會被教化遷移。《尚書》說：“不要有所偏好，遵循君王的正道走；不要有所偏惡，遵循君王的正路走。”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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