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天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彊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白话天的运行有恒常的规律，它不因为尧而存在，不因为桀而灭亡。用安定有序的方法来对待它，就吉利；用混乱的方法来对待它，就凶险。加强农业生产而节省费用，上天也不能使他贫穷；给养完备而劳作合乎时令，上天也不能使他生病；修明正道而不三心二意，上天也不能使他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能使他饥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他生病，妖异怪事不能使他遭凶。农业生产荒废而用度奢侈，上天也不能使他富裕；给养不足而劳作稀少，上天也不能使他身体健全；违背正道而胡乱行动，上天也不能使他吉利。所以水旱还没有到来就已经挨饿，寒暑还没有逼近就已经生病，妖怪异事还没有出现就已经遭凶。承受时运的遭遇和安定之世相同，而灾祸却和安定之世不同，不可以怨恨上天，这是事物的规律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明白了天和人的分工界限，就可以称得上是最完备的人了。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白话不加人为而自然成就，不去求取而自然得到，这就叫作天的职能。像这种情况，即使规律深邃，那种人也不去思虑它；即使功用宏大，也不去对它施加能力；即使它精细微妙，也不去考察它，这就叫作不和天争夺职能。天有它的时令，地有它的物产，人有他的治理，这就叫作能够和天相配合。人若放弃他所能配合的环节，却一心去期望那个被配合的对象，那就迷惑了。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白话众星沿着轨道依次旋转，日月交替照耀，四季轮流运行，阴阳之气广大地化育，风雨普遍地施与，万物各自得到阴阳的和谐而生长，各自得到阴阳的滋养而成熟，看不见它们运行做事的过程，却看得见它们的功效，这就叫作神妙。人们都知道万物成就的表象，却没有人知道它那无形的本体，这就叫作天的功用。只有圣人不去追求了解天。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白话天的职能已经确立，天的功用已经成就，人的形体一具备，精神就产生了，好恶、喜怒、哀乐就蕴藏在精神里面，这就叫作天生的性情。耳、目、鼻、口和肢体，各自有接触外物的能力却不能互相替代，这就叫作天生的器官。心居于中央的空虚之处，来统辖五官，这就叫作天生的君主。取用和自身不同类的东西来滋养同属于自己的身体，这就叫作天生的给养。顺应自己的同类就叫作福，违逆自己的同类就叫作祸，这就叫作天生的政令。蒙蔽了自己天生的君主（心），扰乱了自己天生的器官，丢弃了自己天生的给养，违逆了自己天生的政令，背离了自己天生的性情，以致丧失了天的功用，这就叫作大凶。圣人澄清他天生的君主，端正他天生的器官，完备他天生的给养，顺应他天生的政令，保养他天生的性情，来保全天的功用。像这样，就会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知道什么事情不应该做；那么天地就可以由他来安排使用，万物就可以由他来役使驱使。他的行为完全得当，他的保养完全适宜，他的生命不受伤害，这就叫作懂得天。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白话所以最大的灵巧正在于有所不为，最大的智慧正在于有所不思虑。对于天的观测，只限于那些已经显现出征象、可以预期的方面；对于地的观测，只限于那些已经显现出适宜（种植生长）、可以繁殖生物的方面；对于四季的观测，只限于那些已经显现出规律、可以据以行事的方面；对于阴阳的观测，只限于那些已经显现出和谐、可以据以调理的方面。做官的人守住天的职能（各安本分），而君主自己所守的则是道。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
白话国家的治乱，是天决定的吗？回答说：日月星辰和岁时历法，这是禹和桀所共同面对的，禹凭着它使国家安定，桀凭着它使国家混乱；治乱不是天决定的。
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
白话国家的治乱，是时势决定的吗？回答说：万物在春夏繁茂生长，在秋冬收敛储藏，这是禹和桀所共同面对的，禹凭着它使国家安定，桀凭着它使国家混乱；治乱不是时势决定的。
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白话国家的治乱，是地决定的吗？回答说：得到土地就能生存，失去土地就会死亡，这也是禹和桀所共同面对的，禹凭着它使国家安定，桀凭着它使国家混乱；治乱不是地决定的。《诗经》说：“上天造出了高山，太王开辟了它。他们创业在前，文王使它安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白话天不会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停止冬天；地不会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缩小疆界；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喧嚷吵闹，就停止行道。天有恒常的规律，地有恒常的法度，君子有恒常的准则。君子遵循着那恒常之道行事，而小人则只计较自己的功利。《诗经》说：“礼义方面没有过失，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白话楚王出行的随从车辆有上千辆，并不是因为他明智；君子吃豆子、喝清水，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这是时势境遇造成的。至于说到修养意志、品德深厚、思虑通明，生于当今之世而心志向往古代，这才是取决于我们自身的东西。所以君子看重那取决于自身的方面，而不羡慕那取决于上天的方面；小人却搁置那取决于自身的方面，而羡慕那取决于上天的方面。君子看重取决于自身的而不羡慕取决于天的，因而天天进步；小人搁置取决于自身的而羡慕取决于天的，因而天天退步。因此君子天天进步的原因和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是同一个道理。君子和小人之所以相差悬殊，就在于这一点罢了。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白话流星坠落、树木发出异常的响声，国都里的人都恐惧起来。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没有什么！这是天地的变化、阴阳的转化，是万物中很少出现的事情。对它感到奇怪，是可以的；但是畏惧它，就不对了。那日月的蚀亏、风雨的不合时令、怪异星辰的偶尔出现，是没有哪个世代不常有的。在上位的人贤明而政治清明的时候，这些现象即使同时出现，也没有什么伤害；在上位的人昏暗而政治险恶的时候，这些现象即使一个也不出现，也没有什么好处。流星的坠落，树木的鸣响，是天地的变化、阴阳的转化，是万物中很少出现的事情；对它感到奇怪，是可以的；但是畏惧它，就不对了。”
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楛耕伤稼，楛耨失岁，政险失民；田薉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祆。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谓人祆。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祆。祆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尔，其菑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亦可畏也。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
白话对于已经出现的现象，人为造成的灾祸才真正值得畏惧：粗放的耕作伤害庄稼，粗劣的耘锄误了年成收成，政治险恶使民心丧失；田地荒芜、庄稼败坏，粮食昂贵、百姓挨饿，大路上有饿死的人：这些叫作人为的灾祸。政令不分明，举措不合时宜，农事生产不加治理，耕作劳力不按时令，以致牛马错乱交配生育，六畜生出怪异：这些叫作人为的灾祸。礼义不加修明，内外不加分别，男女关系淫乱，以致父子互相猜疑，上下离心离德，盗寇灾难一齐到来：这些叫作人为的灾祸。这三种人为灾祸一齐出现，国家就没有安宁可言了。它们来势非常迫近，它们的灾害非常惨重。耕作劳力不按时令，以致牛马错乱交配，六畜生出怪异，这固然可以感到奇怪，但也确实应该感到畏惧。古书记载说：“万物的怪异现象，书上不去谈论它。”没有用处的辩论，不紧要的考察，都应当抛开，不要去治理。至于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区别，却要每天研讨琢磨，永不舍弃。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白话祭祀求雨后下了雨，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没有什么原因，就像不求雨也会下雨一样。日食月食发生了去施行禳救，天旱了就举行求雨的雩祭，用占卜来决定大事，都不是因为认为这样做真能求得什么，而是拿它来做一番礼仪文饰罢了。所以君子把这当作礼仪文饰，而百姓却把它当作神灵。把它看作文饰就吉利，把它看作神灵就凶险了。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矣。
白话在天上，没有什么比日月更明亮的了；在地上，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万物中，没有什么比珍珠宝玉更光亮的了；在人身上，没有什么比礼义更光明的了。所以日月如果不高悬，它的光明就不显赫；水火如果不积聚，它的光辉和润泽就不会广博；珠玉如果不显露在外面，王公就不会把它当作宝物；礼义如果不施加到国家之上，功名就不会显著。所以人的命运系于天，国家的命运系于礼。当君主的人，尊崇礼制、敬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重视法度、爱护百姓就能称霸诸侯，贪图私利、多行欺诈就会陷于危险，玩弄权谋、阴险倾轧就会走向灭亡。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白话尊崇上天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万物当作所畜养的东西加以制约利用呢！顺从上天而歌颂它，哪里比得上控制天的规律而加以运用呢！指望时令到来而等待它，哪里比得上顺应时令而役使它呢！听任万物自然增多，哪里比得上施展人的才能来化育它呢！想着万物而任它自生自灭，哪里比得上治理万物而不丧失它呢！与其盼望万物自然地生长出来，哪里比得上掌握万物所由长成的条件呢！所以搁置人的努力而一味思慕天，就会丧失万物的真实情形。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白话历代君王所共同不变的根本原则，足以成为道的纲领。或废弃不用、或兴起施行，都用这个纲领来应付，纲领的条理就不会紊乱。不懂得纲领，就不懂得应付变化。纲领的大体从未曾亡失。混乱产生于对纲领的偏差之处，治理则在于全面地把握它。所以道所称善的，合乎中道的就可以遵从，偏畸的就不可采用，隐而不显的就会造成大的迷惑。在水上行走的人用水标来测量水深，水标不分明，人就会陷没水中。治理百姓的人用道作为标识，道标不分明，政事就会混乱。礼，就是标识。不遵循礼，就是昏乱之世；昏乱之世，就是大乱之世。所以道没有不显明的，内和外各有不同的标识，隐蔽和显露都有恒常的准则，这样，百姓陷溺于祸乱的状况才能消除。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之谓也。
白话万物只是道的一个部分，一件具体事物只是万物的一个部分。愚昧的人抓住一件具体事物的一个部分，就自以为懂得了道，这是无知。慎到只看到因循守成（后）的一面，没有看到率先倡导（先）的一面。老子只看到屈曲的一面，没有看到伸展的一面。墨子只看到整齐划一的一面，没有看到差别的一面。宋子只看到欲望少的一面，没有看到欲望多的一面。只有因循守成而没有率先倡导，民众就没有进取的门路。只有屈曲而没有伸展，贵贱就没有分别。只有整齐划一而没有差别，政令就施展不开。只有欲望少而没有欲望多，民众就不会被教化迁移。《尚书》说：“不要有所偏好，遵循君王的正道走；不要有所偏恶，遵循君王的正路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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