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白話上古的時候，人口稀少而禽獸眾多，人們抵擋不住禽獸蟲蛇的侵害。有聖人出現，教人構木築巢來躲避這些傷害，百姓很擁戴他，推舉他做天下的君王，稱號叫有巢氏。當時百姓吃野果和蚌蛤，腥臊難聞，傷害腸胃，很多人生病。有聖人出現，鑽燧取火來烹煮食物、消除腥臊，百姓很高興，推舉他做君王，稱號叫燧人氏。中古的時候，天下發大水，鯀和禹疏浚河道來治水。近古的時候，桀、紂殘暴昏亂，湯、武起兵討伐。如今假如有人在夏后氏的時代構木鑽燧，一定會被鯀、禹恥笑；有人在殷、周的時代疏浚河道，一定會被湯、武恥笑。那麼如今有人在當今之世讚美堯、舜、湯、武、禹的治道，也一定會被新的聖人恥笑。所以聖人不期望照搬古代，不效法一成不變的成規，而是研究當前社會的實情，針對它採取相應的措施。從前宋國有個耕田的人，田裡有個樹樁，一隻兔子奔跑時撞在樹樁上，折斷脖子死了，他便放下農具守在樹樁旁，希望再撿到兔子。兔子不可能再來，他自己卻被宋國人恥笑。如今想用先王的政令來治理當代的百姓，都是守株待兔一類的人。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白話古時候男人不用耕種，草木的果實就足夠吃了；婦女不用紡織，禽獸的皮就足夠穿了。不費力氣而給養充足，人口少而財物有餘，所以百姓不爭奪。因此厚賞不必推行，重罰不必使用，百姓自己就安定了。如今一家有五個兒子不算多，兒子又各有五個兒子，祖父還沒死，就已經有二十五個孫子。所以人口眾多而財物貧乏，人們勞苦工作而給養微薄，因此百姓爭奪起來，即使加倍獎賞、加重刑罰，也免不了混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採椽不斵；糲粢之食，䔧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䟽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士槖，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白話堯統治天下時，住的茅屋屋頂不修剪，棟樑椽子用橡木也不刨光；吃的是粗糧，喝的是野菜湯；冬天穿小鹿皮衣，夏天穿葛布衣，這樣連看門人的服飾飲食待遇都不比他差。禹統治天下時，親自拿著農具帶頭勞動，累得大腿上沒有肉，小腿上不生毛，這樣的辛勞連奴僕的苦活都不比他更苦。由此說來，古時候把天子之位讓給別人的人，不過是擺脫看門人那樣的生活、離開奴僕那樣的勞苦罷了，所以古代禪讓天下不值得多加稱讚。如今的縣令，一旦身死，子孫幾代人都能坐著好車受用，所以人們看重縣令這個職位。因此，人們對於辭讓這件事，輕易地辭去古代的天子之位、難以放棄如今的縣令，是因為兩者實際利益的厚薄不同。住在山裡、到山谷中汲水的人，過年過節把水當作禮物互相贈送；住在水澤邊、苦於水多的人，卻花錢僱人來開挖排水溝。所以荒年的春天，親弟弟來了也不招待他吃飯；豐收的秋天，疏遠的客人也必定請他吃飯。這不是疏遠骨肉而親愛客人，而是糧食多少的實際情況不同。因此古時候人輕易施捨財物，不是出於仁愛，而是財物多；今天的人們爭奪，不是品行低下，而是財物少。輕易辭讓天子之位，不是清高，而是那時天子的權勢微薄；爭著去做官，不是卑下，而是如今的權勢太重。所以聖人要衡量財物的多少、權衡地位的厚薄來制定政策。刑罰輕不能叫做仁慈，誅罰嚴不能叫做殘暴，要順應當時的風俗而行事。所以政事要因應時代，措施要適合實情。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慾不得行於二國矣。

白話古時候周文王處在豐、鎬之間，土地只有百里見方，推行仁義，感化了西戎，終於統治了天下。徐偃王處在漢水東面，土地有五百里見方，推行仁義，割讓土地來朝拜他的有三十六個國家。楚文王害怕他危害自己，就發兵攻打徐國，最終滅亡了它。所以文王行仁義而統治天下，偃王行仁義卻喪失了國家，可見仁義適用於古代而不適用於今天。所以說：時代不同，政事也就不同。在舜的時代，有苗氏不肯歸服，禹準備去討伐。舜說：“不行。我們德行不夠深厚卻動用武力，這不是治國之道。”於是修明教化三年，手持盾牌和雉羽跳舞，有苗氏就歸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時候，短兵器夠不到敵人，鎧甲不堅固的人身體就會受傷。可見手持干鏚跳舞（懷柔的辦法）適用於古代而不適用於今天。所以說：事情不同，應對的措施就要改變。上古競爭於道德，中古競逐於智謀，當今爭奪於實力。齊國將要攻打魯國，魯國派子貢去遊說。齊國人說：“你的話不是不雄辯，但我們想要的是土地，並不是你所說的這些話。”於是發兵攻打魯國，推進到離魯國都城十里的地方劃定邊界。所以偃王行仁義而徐國滅亡，子貢憑辯才和智謀而魯國被削弱。由此說來，仁義和辯智並不是用來保住國家的辦法。去掉偃王的仁義，停止子貢的辯智，依靠徐、魯自身的力量去抗拒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那麼齊、楚兩國的慾望就不能在徐、魯兩國得逞了。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寛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

白話古今的風俗不同，新舊的應對措施也不同。如果想用寬緩的政策來治理急迫動盪之世的百姓，就像不用韁繩馬鞭去駕馭烈馬一樣，這是無知的禍患。如今儒家、墨家都稱頌先王兼愛天下，把百姓看作父母一般。用什麼證明他們是這樣呢？他們說：“司寇執行刑罰，君主為此不聽音樂；聽到了判處死刑的報告，君主為之流淚。”這就是他們所推舉的先王。如果君臣像父子一樣國家就必定能治理好，照這種說法推論，就不會有不孝的兒子了。然而人的天性中對父母的感情最深，子女都得到父母的疼愛卻未必能管教好；即使疼愛深厚，怎麼就一定不亂呢？如今先王愛百姓，不超過父母愛子女；子女未必不胡鬧，那麼百姓怎麼就一定能治理好呢？況且依照法律執行刑罰，君主卻為之流淚，這是表現仁愛，不是用來治國的。流淚而不忍心行刑，這是仁愛；然而不能不行刑，這是法律的要求。先王堅持法律，不聽任自己的眼淚，可見仁愛不可以用來治國，也是很明白的了。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白話再說百姓本來就服從於權勢，很少能被仁義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聖人，修養德行、彰明大道，周遊天下，天下人欽服他的仁愛、讚美他的道義，而願意為他效力的只有七十人。可見珍視仁的人少，能夠行義的人難。所以天下這麼大，願意為他效力的只有七十人，而稱得上仁義的只有他一人。魯哀公是個平庸的君主，坐朝統治國家，境內的百姓沒有敢不臣服的。百姓本來就服從於權勢，權勢確實容易使人服從，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哀公反而做了君主。孔子不是被哀公的仁義所感化，而是服從他的權勢。所以論仁義，孔子不應當臣服於哀公；憑權勢，哀公卻能使孔子稱臣。如今的學者去遊說君主，不依仗必勝的權勢，卻致力於實行仁義就可以稱王，這是要求君主個個都要趕得上孔子，而把世上平凡的百姓都當作孔子的門徒，這是必定達不到的想法。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蹠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白話現在有個不成才的兒子，父母生他的氣，他不肯改；鄉里人責備他，他無動於衷；師長教導他，他不轉變。用了父母的慈愛、鄉里人的賢行、師長的智慧，三種美好的條件加在他身上，他最終還是一點不動，連小腿上的汗毛都沒有改動。地方的官吏手握官府的法令和兵力，推行國家的法律，來追查懲辦壞人，他這才害怕起來，改變了節操，改正了行為。所以父母的慈愛不足以教育子女，必須依靠地方官府的嚴刑，因為百姓本來就在慈愛面前驕縱、在威嚴面前聽話。所以十仞高的城牆，連善於跳躍的樓季也不能逾越，是因為陡峭；千仞高的大山，連跛腳的母羊也容易在上面放牧，是因為平坦。所以賢明的君主使他的法令嚴峻、刑罰嚴厲。平常的布帛，一般人都不願丟棄；熔化的金屬多達百鎰，連盜蹠也不敢伸手去拿。不會傷手，人就不會丟棄平常的布帛；必定傷手，人就不會去拿成百鎰的金子。所以賢明的君主對誅罰的執行必須堅決。因此，獎賞最好是豐厚而可信，使百姓得到利益；刑罰最好是嚴厲而必行，使百姓畏懼；法令最好是統一而穩固，使百姓瞭解。所以君主施賞不隨意變更，行誅沒有赦免，讚譽跟隨獎賞，譴責跟隨刑罰，那麼賢人和不賢的人都會各盡其力了。

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譭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白話如今卻不是這樣：因為某人有功給他爵位，卻又輕視他所任的官職；因為某人努力耕作給他獎賞，卻又看輕他的家業；因為某人不肯收受而疏遠他，卻又推崇他輕視世俗的品行；因為某人觸犯禁令而治他的罪，卻又讚許多他的勇敢。毀謗、讚譽、獎賞、刑罰所施加的物件，彼此互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壞，百姓更加混亂。如今，兄弟被人侵侮，必定去攻擊對方的人，被稱讚為“廉”；朋友被人侮辱，跟著去報仇的人，被稱讚為“貞”。廉、貞的品行樹立起來了，而君主的法令卻被觸犯了。君主尊崇貞廉的品行，卻忘了觸犯禁令的罪過，所以百姓競相逞勇，官吏制服不了他們。不從事生產勞作而能穿衣吃飯的，被稱為“能”；沒有戰功而受人尊重的，被稱為“賢”。賢能的品行樹立起來了，軍隊就衰弱、土地就荒蕪了。君主喜歡賢能的品行，卻忘了軍隊衰弱、土地荒蕪的禍患，那麼私人的品行樹立起來，國家的利益就消滅了。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劒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白話儒生用文章擾亂法令，遊俠用武力違犯禁令，而君主對他們都以禮相待，這就是混亂的原因。觸犯法令的人應當治罪，而諸位先生卻憑著文學被取用；違犯禁令的人應當誅殺，而眾多遊俠卻憑著私養的劍客得到供養。所以法令所否定的，正是君主所取用的；官吏所誅殺的，正是君主所供養的。法令的取向、君主、官吏，四者互相矛盾而沒有定準，即使有十個黃帝也不能治理好。所以實行仁義的人不是應當讚譽的，讚譽他就會妨害功業；搞文學的人不是應當任用的，任用他就會擾亂法令。楚國出個直躬，他的父親偷了羊，他去向官吏告發。令尹說：“殺了他！”認為他對君主忠直卻對父親不孝，於是報告君主判了他罪。由此看來，他是君主的忠臣，卻是父親的逆子。魯國有人跟隨君主打仗，三次打仗三次敗逃。孔子問他原因，他回答說：“我有年老的父親，我若死了，就沒人供養他了。”孔子認為他孝順，提拔重用了他。由此看來，他是父親的孝子，卻是君主的逃兵。所以令尹殺了告發的直躬，楚國的奸惡之事從此沒人敢向上報告；孔子獎賞了逃跑的人，魯國的百姓就變得容易臨陣脫逃。君主和臣民的利益差別竟是如此之大，而君主兼行匹夫個人的品行，想以此求得國家的福運，一定是得不到的。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劒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

白話古時候倉頡造字的時候，環繞自身打算的叫做“私”，違背私利的叫做“公”，公和私是互相違背的，這是倉頡本來就知道的。如今認為公私的利益相同，這是沒有明察的禍患。既然如此，為個人打算，最好的辦法莫過於修養品行、學習文學。品行修養好了就會被信任，被信任了就能被任用做事；文學學好了就可成為著名的老師，成為名師就顯貴榮耀，這是平民百姓的美事。然而這樣一來，沒有功勞卻被任用做事，沒有爵位卻顯貴榮耀，政治搞成這個樣子，國家必定混亂，君主必定危險。因此互相不能相容的兩件事，是不可能同時並存的：殺敵的人受獎賞，卻又推崇慈惠的品行；攻下城池的人受爵祿，卻又信奉謙讓仁愛的學說；整治武器、準備防備患難，卻又讚美讀書人寬衣博帶的服飾；靠農業來富國、靠士卒來禦敵，卻又看重搞文學的人；廢棄那些尊敬君上、畏懼法令的百姓，卻去供養遊俠和私家劍客之流。施行這些做法，想求得國治兵強是得不到的。國家太平時供養儒生和遊俠，患難來臨時使用披甲計程車卒，所供養的不是所要使用的，所要使用的不是所供養的。因此從事服役的人荒廢本業，而遊學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這就是世道混亂的原因。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白話再說世上所說的賢人，指的是忠貞守信的品行；所說的智者，指的是精深微妙的言論。精深微妙的言論，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如今為眾人制定法令，卻採用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的東西，那麼百姓就無從認識法令了。所以吃糟糠都吃不飽的人不會追求精米肥肉，連粗布短衣都不齊全的人不會指望文繡華服。處理當世的政事，緊急的事情尚且辦不到，那些次要的事情就不是該著力去做的了。如今所治的政務、民間的事情，不用連普通夫婦都明白的道理，卻去仰慕最深奧的理論，這對於治國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精深微妙的言論，不是百姓所需要的。至於賢良忠貞守信的品行，必然會看重不欺騙人的人；不欺騙人的人，也並沒有什麼不欺騙的辦法。平民百姓互相交往，沒有豐厚的財利可以互相利用，沒有權勢可以互相畏懼，所以才尋求不欺騙的人。如今君主處在統治別人的權勢地位，擁有一國的財富，可以操縱重賞和嚴誅的大權，用他明察法術所照見的一切，即使有田常、子罕那樣的大臣，也不敢欺騙他，哪裡用得著等候不欺騙的人呢？如今忠貞守信的人還不到十個，而境內的官職有幾百個，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貞守信的人，那麼人數就不夠分派官職；人數不夠分派官職，治理的人就少而作亂的人就多。所以聖明君主的辦法是：專一用法令而不追求個人的智謀，持守法術而不仰慕個人的忠信，所以法令不會敗壞，眾多的官吏也就沒有奸詐行為了。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眾，其談言者務為辨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白話如今的君主對於言論，喜歡它的雄辯卻不求它是否恰當；對於用人，欣賞他的名聲卻不責求他的功效。因此天下眾人，談論的人只致力於雄辯而不切合實用，所以滿朝廷都是高談先王、倡導仁義的人，而政局仍然免不了混亂；修養品行的人競相追求清高而不切合功用，所以有才智的人退隱到山林洞穴，辭掉俸祿不肯接受，而軍隊仍然免不了衰弱。軍隊免不了衰弱，政局免不了混亂，這是什麼緣故呢？百姓所稱譽的，君主就加以禮遇，這是亂國的辦法。如今境內的百姓全都談論治國，收藏商鞅、管仲法令書籍的人家家都有，而國家卻越來越窮，因為談論耕作的人多，真正拿起農具耕田的人少；境內的人全都談論兵法，收藏孫子、吳起兵書的人家家都有，而軍隊卻越來越弱，因為談論打仗的人多，真正披甲上陣的人少。所以賢明的君主使用百姓的力量，不聽信他們的空談；獎賞他們的功勞，並禁止沒有實用價值的東西。這樣百姓就會拼盡全力來聽從君主。耕田出力很辛苦，而百姓願意去做，是因為說可以靠它致富。打仗這件事很危險，而百姓願意去做，是因為說可以靠它顯貴。如今修習文學、練習談辯，沒有耕田的勞苦卻有致富的實惠，沒有打仗的危險卻有顯貴的尊榮，那麼人們誰不願意去做呢？因此一百個人從事智謀而只有一個人出力幹活。耍智謀的人多了，法令就敗壞；出力的人少了，國家就貧窮，這就是世道混亂的原因。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劒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白話所以賢明君主的國家裡，沒有書籍簡冊的文字，以法令作為教材；沒有先王的言論，以官吏作為老師；沒有私家劍客的勇悍，以斬殺敵首作為勇敢的標準。這樣，境內的百姓，談論的人必定遵循法令，行動做事的人歸結到功效上，勇武的人把勇力全部用在軍隊上。因此沒有戰事的時候國家富足，有戰事的時候軍隊強大，這就叫作稱王的資本。已經積蓄了稱王的資本，又等到敵國出現可乘之機，想要超過五帝、比得上三王，一定靠這個辦法。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䟽，有䟽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遊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

白話如今卻不是這樣：士人百姓在國內放縱恣肆，談論國事的人在國外製造聲勢，內外互相稱頌作惡，拿來對付強大的敵國，不也危險嗎？所以大臣們談論外交事務的，不是依附於合縱或連橫的黨派，就是懷著為別國復仇的忠心，而借用本國的力量。所謂“縱”，是聯合眾多弱國來攻打一個強國；所謂“衡”，是侍奉一個強國去攻打眾多弱國，都不是用來保住國家的辦法。如今主張連橫的臣子都說：“不侍奉大國，就會遭到敵國的禍害了。”侍奉大國未必真有實效，他們就會獻上地圖、交出璽印來向大國請求發兵。獻出了地圖，土地就被削減；交出了璽印，名分就低微。土地削減國家就削弱，名分低微政局就混亂。侍奉大國搞連橫，沒有見到它的好處，卻已經丟失土地、擾亂了政局。主張合縱的臣子都說：“不救援小國去攻打大國，就會失去天下的人心；失去天下的人心，國家就危險；國家危險，君主就卑微。”救援小國未必有實效，他們就會發動軍隊去和大國為敵。救援小國未必能儲存它，攻打大國未必沒有疏漏，有了疏漏就會被強國制服。出兵，軍隊就會戰敗；退守，城池就會被攻破。救援小國搞合縱，沒有見到它的好處，卻已經丟失土地、損兵折將。所以，侍奉強國的，就憑藉外交權勢在本國做官；救援小國的，就靠著本國的重金到外國去謀利。國家的利益還沒有確立，他們的封地和厚祿就已經到手了；君主的地位雖然低下了，臣子卻尊貴了；國家的土地雖然削減了，私家卻富有了。事情辦成了就憑權勢增加威重，事情辦敗了就憑財富退隱自處。君主聽信臣子的話，事情還沒有辦成，爵祿就已經尊厚了；事情辦敗了，又不加以誅罰，那麼遊說之士誰不樂意用下網捕鳥一類投機的說法來僥倖謀取日後的好處呢？所以國家破亡、君主喪命，都是因為聽信了談論者浮誇的言辭。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君主不明白公私的利益差別，不審察言論是否恰當，而且誅罰也不視最終的成敗而定。他們都說：“外交大事，往大處講可以稱王，往小處講可以安定。”所謂稱王，是指能攻打別人；而安定，就不能攻打別人。強大就能攻打別人，治理得好就不會被別人攻打。國家治理強盛，不能責求於外交，那是內政決定的。如今不在國內實行法術，卻在國外玩弄智謀，那就達不到國治兵強了。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歳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于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于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外而政亂於內，則亡不可振也。

白話俗話說：“長袖子的人善於跳舞，錢財多的人善於經商。”這話是說憑藉的資財多，就容易把事情辦好。所以國家治理強盛，謀劃就容易成功；國家衰弱混亂，計謀就難於成功。因此替秦國辦事的，十次改變對策而謀劃很少失誤；替燕國辦事的，一次改變對策而謀劃也很少成功。這並不是替秦國辦事的必定聰明、替燕國辦事的必定愚蠢，而是兩國治亂的資本不同。所以周國離開秦國去搞合縱，一年就被攻佔了；衛國離開魏國去搞連橫，半年就滅亡了。周國滅亡於合縱，衛國滅亡於連橫。假使周、衛兩國暫緩它們合縱連橫的打算，而嚴格整頓國內的治理，嚴明法令，賞罰堅決，充分開發土地的物力來增加積蓄，號召百姓拼死來堅守城池，那麼天下的諸侯即使得到它們的土地，所獲利益也很少；攻打它們的國家，所受損傷卻很大，萬乘之國沒有敢把軍隊耗損在堅固的城池之下的，還會使強大的敵人自行收拾它疲弊的局面，這就是必定不滅亡的辦法。捨棄必定不滅亡的辦法而去做必定滅亡的事，這是治國者的過錯。智謀困死於國外而政局混亂於國內，那麼滅亡就沒有辦法挽救了。

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闢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白話百姓謀劃自己的事，都趨向安逸和利益，就像躲避危險和困窮一樣。如今讓他們去攻戰，前進就死在敵人手裡，後退就死在誅罰之下，這就危險了。丟開自家的事情而一定要承擔在疆場上馳騁的勞苦，家裡困窮了而君主不加體恤，這就困窮了。危險和困窮所在之處，百姓怎麼能不躲避呢？所以百姓到權貴的私門下做事而求得安穩的住處，住處安穩了就遠遠避開戰爭，避開戰爭就安全了。拿出財物去賄賂、追隨當權的顯貴就能求得所求，求得了，私下裡就安全了。私下裡安全，就是利益所在，怎麼能不趨向它呢？因此做公民的人少了，做私人的人就多了。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奸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民多矣。

白話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的政策，是使從事商業、手工業和遊蕩謀食的百姓少而且地位低下，讓人們減少對本業以外雜務的追求，不去趨向工商業的末作。如今君主近幸之臣的請託行得通，官爵就可以買到；官爵可以買到，那麼商人、工匠就不低下了。販賣姦詐財貨的人能在市場上得勢，那麼商人就少不了。聚斂錢財達到農夫收入的幾倍、地位又超過耕田打仗的人，那麼剛正耿介的人就少，而商賈之民就多了。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劒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蠧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白話所以亂國的風俗是：那裡做學問的人，稱引先王之道，藉著仁義的名義，講究衣著服飾盛大，修飾雄辯的言辭，來惑亂當今的法令，動搖君主的心。那些談論國事的人，設立騙局，憑藉外國的力量，來成就自己的私利，而丟棄國家的利益。那些佩戴寶劍的遊俠，聚集徒眾，標榜節操，來顯揚自己的名聲，而觸犯主管官吏的禁令。那些依附權貴做門客的人，積攢財貨賄賂，利用有勢力人物的請託，逃避在疆場上馳騁的辛勞。那些商人和工匠，製作粗劣的器物，聚斂奢侈無用的財物，囤積貨物等待時機，來謀求和農夫一樣的利潤。這五種人，是國家的蛀蟲。君主如果不除掉這五種蛀蟲式的人物，不供養剛正耿介的人士，那麼海內即使有國家破亡、朝廷傾覆的事發生，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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