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搆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搆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白话上古的时候，人口稀少而禽兽众多，人们抵挡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有圣人出现，教人构木筑巢来躲避这些伤害，百姓很拥戴他，推举他做天下的君王，称号叫有巢氏。当时百姓吃野果和蚌蛤，腥臊难闻，伤害肠胃，很多人生病。有圣人出现，钻燧取火来烹煮食物、消除腥臊，百姓很高兴，推举他做君王，称号叫燧人氏。中古的时候，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浚河道来治水。近古的时候，桀、纣残暴昏乱，汤、武起兵讨伐。如今假如有人在夏后氏的时代构木钻燧，一定会被鲧、禹耻笑；有人在殷、周的时代疏浚河道，一定会被汤、武耻笑。那么如今有人在当今之世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治道，也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所以圣人不期望照搬古代，不效法一成不变的成规，而是研究当前社会的实情，针对它采取相应的措施。从前宋国有个耕田的人，田里有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折断脖子死了，他便放下农具守在树桩旁，希望再捡到兔子。兔子不可能再来，他自己却被宋国人耻笑。如今想用先王的政令来治理当代的百姓，都是守株待兔一类的人。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白话古时候男人不用耕种，草木的果实就足够吃了；妇女不用纺织，禽兽的皮就足够穿了。不费力气而给养充足，人口少而财物有余，所以百姓不争夺。因此厚赏不必推行，重罚不必使用，百姓自己就安定了。如今一家有五个儿子不算多，儿子又各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死，就已经有二十五个孙子。所以人口众多而财物贫乏，人们劳苦工作而给养微薄，因此百姓争夺起来，即使加倍奖赏、加重刑罚，也免不了混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斵；粝粢之食，䔧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𦝼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𫗵；穰岁之秋，䟽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槖，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白话尧统治天下时，住的茅屋屋顶不修剪，栋梁椽子用橡木也不刨光；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穿小鹿皮衣，夏天穿葛布衣，这样连看门人的服饰饮食待遇都不比他差。禹统治天下时，亲自拿着农具带头劳动，累得大腿上没有肉，小腿上不生毛，这样的辛劳连奴仆的苦活都不比他更苦。由此说来，古时候把天子之位让给别人的人，不过是摆脱看门人那样的生活、离开奴仆那样的劳苦罢了，所以古代禅让天下不值得多加称赞。如今的县令，一旦身死，子孙几代人都能坐着好车受用，所以人们看重县令这个职位。因此，人们对于辞让这件事，轻易地辞去古代的天子之位、难以放弃如今的县令，是因为两者实际利益的厚薄不同。住在山里、到山谷中汲水的人，过年过节把水当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水泽边、苦于水多的人，却花钱雇人来开挖排水沟。所以荒年的春天，亲弟弟来了也不招待他吃饭；丰收的秋天，疏远的客人也必定请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而亲爱客人，而是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时候人轻易施舍财物，不是出于仁爱，而是财物多；今天的人们争夺，不是品行低下，而是财物少。轻易辞让天子之位，不是清高，而是那时天子的权势微薄；争着去做官，不是卑下，而是如今的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的多少、权衡地位的厚薄来制定政策。刑罚轻不能叫做仁慈，诛罚严不能叫做残暴，要顺应当时的风俗而行事。所以政事要因应时代，措施要适合实情。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白话古时候周文王处在丰、镐之间，土地只有百里见方，推行仁义，感化了西戎，终于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处在汉水东面，土地有五百里见方，推行仁义，割让土地来朝拜他的有三十六个国家。楚文王害怕他危害自己，就发兵攻打徐国，最终灭亡了它。所以文王行仁义而统治天下，偃王行仁义却丧失了国家，可见仁义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政事也就不同。在舜的时代，有苗氏不肯归服，禹准备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德行不够深厚却动用武力，这不是治国之道。”于是修明教化三年，手持盾牌和雉羽跳舞，有苗氏就归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短兵器够不到敌人，铠甲不坚固的人身体就会受伤。可见手持干戚跳舞（怀柔的办法）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事情不同，应对的措施就要改变。上古竞争于道德，中古竞逐于智谋，当今争夺于实力。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不雄辩，但我们想要的是土地，并不是你所说的这些话。”于是发兵攻打鲁国，推进到离鲁国都城十里的地方划定边界。所以偃王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凭辩才和智谋而鲁国被削弱。由此说来，仁义和辩智并不是用来保住国家的办法。去掉偃王的仁义，停止子贡的辩智，依靠徐、鲁自身的力量去抗拒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齐、楚两国的欲望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寛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𫘣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白话古今的风俗不同，新旧的应对措施也不同。如果想用宽缓的政策来治理急迫动荡之世的百姓，就像不用缰绳马鞭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无知的祸患。如今儒家、墨家都称颂先王兼爱天下，把百姓看作父母一般。用什么证明他们是这样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罚，君主为此不听音乐；听到了判处死刑的报告，君主为之流泪。”这就是他们所推举的先王。如果君臣像父子一样国家就必定能治理好，照这种说法推论，就不会有不孝的儿子了。然而人的天性中对父母的感情最深，子女都得到父母的疼爱却未必能管教好；即使疼爱深厚，怎么就一定不乱呢？如今先王爱百姓，不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未必不胡闹，那么百姓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好呢？况且依照法律执行刑罚，君主却为之流泪，这是表现仁爱，不是用来治国的。流泪而不忍心行刑，这是仁爱；然而不能不行刑，这是法律的要求。先王坚持法律，不听任自己的眼泪，可见仁爱不可以用来治国，也是很明白的了。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白话再说百姓本来就服从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修养德行、彰明大道，周游天下，天下人钦服他的仁爱、赞美他的道义，而愿意为他效力的只有七十人。可见珍视仁的人少，能够行义的人难。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力的只有七十人，而称得上仁义的只有他一人。鲁哀公是个平庸的君主，坐朝统治国家，境内的百姓没有敢不臣服的。百姓本来就服从于权势，权势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哀公反而做了君主。孔子不是被哀公的仁义所感化，而是服从他的权势。所以论仁义，孔子不应当臣服于哀公；凭权势，哀公却能使孔子称臣。如今的学者去游说君主，不依仗必胜的权势，却致力于实行仁义就可以称王，这是要求君主个个都要赶得上孔子，而把世上平凡的百姓都当作孔子的门徒，这是必定达不到的想法。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白话现在有个不成才的儿子，父母生他的气，他不肯改；乡里人责备他，他无动于衷；师长教导他，他不转变。用了父母的慈爱、乡里人的贤行、师长的智慧，三种美好的条件加在他身上，他最终还是一点不动，连小腿上的汗毛都没有改动。地方的官吏手握官府的法令和兵力，推行国家的法律，来追查惩办坏人，他这才害怕起来，改变了节操，改正了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子女，必须依靠地方官府的严刑，因为百姓本来就在慈爱面前骄纵、在威严面前听话。所以十仞高的城墙，连善于跳跃的楼季也不能逾越，是因为陡峭；千仞高的大山，连跛脚的母羊也容易在上面放牧，是因为平坦。所以贤明的君主使他的法令严峻、刑罚严厉。平常的布帛，一般人都不愿丢弃；熔化的金属多达百镒，连盗跖也不敢伸手去拿。不会伤手，人就不会丢弃平常的布帛；必定伤手，人就不会去拿成百镒的金子。所以贤明的君主对诛罚的执行必须坚决。因此，奖赏最好是丰厚而可信，使百姓得到利益；刑罚最好是严厉而必行，使百姓畏惧；法令最好是统一而稳固，使百姓了解。所以君主施赏不随意变更，行诛没有赦免，赞誉跟随奖赏，谴责跟随刑罚，那么贤人和不贤的人都会各尽其力了。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白话如今却不是这样：因为某人有功给他爵位，却又轻视他所任的官职；因为某人努力耕作给他奖赏，却又看轻他的家业；因为某人不肯收受而疏远他，却又推崇他轻视世俗的品行；因为某人触犯禁令而治他的罪，却又赞许多他的勇敢。毁谤、赞誉、奖赏、刑罚所施加的对象，彼此互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百姓更加混乱。如今，兄弟被人侵侮，必定去攻击对方的人，被称赞为“廉”；朋友被人侮辱，跟着去报仇的人，被称赞为“贞”。廉、贞的品行树立起来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触犯了。君主尊崇贞廉的品行，却忘了触犯禁令的罪过，所以百姓竞相逞勇，官吏制服不了他们。不从事生产劳作而能穿衣吃饭的，被称为“能”；没有战功而受人尊重的，被称为“贤”。贤能的品行树立起来了，军队就衰弱、土地就荒芜了。君主喜欢贤能的品行，却忘了军队衰弱、土地荒芜的祸患，那么私人的品行树立起来，国家的利益就消灭了。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劒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白话儒生用文章扰乱法令，游侠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对他们都以礼相待，这就是混乱的原因。触犯法令的人应当治罪，而诸位先生却凭着文学被取用；违犯禁令的人应当诛杀，而众多游侠却凭着私养的剑客得到供养。所以法令所否定的，正是君主所取用的；官吏所诛杀的，正是君主所供养的。法令的取向、君主、官吏，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定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所以实行仁义的人不是应当赞誉的，赞誉他就会妨害功业；搞文学的人不是应当任用的，任用他就会扰乱法令。楚国出个直躬，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去向官吏告发。令尹说：“杀了他！”认为他对君主忠直却对父亲不孝，于是报告君主判了他罪。由此看来，他是君主的忠臣，却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人跟随君主打仗，三次打仗三次败逃。孔子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有年老的父亲，我若死了，就没人供养他了。”孔子认为他孝顺，提拔重用了他。由此看来，他是父亲的孝子，却是君主的逃兵。所以令尹杀了告发的直躬，楚国的奸恶之事从此没人敢向上报告；孔子奖赏了逃跑的人，鲁国的百姓就变得容易临阵脱逃。君主和臣民的利益差别竟是如此之大，而君主兼行匹夫个人的品行，想以此求得国家的福运，一定是得不到的。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劒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白话古时候仓颉造字的时候，环绕自身打算的叫做“私”，违背私利的叫做“公”，公和私是互相违背的，这是仓颉本来就知道的。如今认为公私的利益相同，这是没有明察的祸患。既然如此，为个人打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修养品行、学习文学。品行修养好了就会被信任，被信任了就能被任用做事；文学学好了就可成为著名的老师，成为名师就显贵荣耀，这是平民百姓的美事。然而这样一来，没有功劳却被任用做事，没有爵位却显贵荣耀，政治搞成这个样子，国家必定混乱，君主必定危险。因此互相不能相容的两件事，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杀敌的人受奖赏，却又推崇慈惠的品行；攻下城池的人受爵禄，却又信奉谦让仁爱的学说；整治武器、准备防备患难，却又赞美读书人宽衣博带的服饰；靠农业来富国、靠士卒来御敌，却又看重搞文学的人；废弃那些尊敬君上、畏惧法令的百姓，却去供养游侠和私家剑客之流。施行这些做法，想求得国治兵强是得不到的。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和游侠，患难来临时使用披甲的士卒，所供养的不是所要使用的，所要使用的不是所供养的。因此从事服役的人荒废本业，而游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白话再说世上所说的贤人，指的是忠贞守信的品行；所说的智者，指的是精深微妙的言论。精深微妙的言论，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如今为众人制定法令，却采用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东西，那么百姓就无从认识法令了。所以吃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追求精米肥肉，连粗布短衣都不齐全的人不会指望文绣华服。处理当世的政事，紧急的事情尚且办不到，那些次要的事情就不是该着力去做的了。如今所治的政务、民间的事情，不用连普通夫妇都明白的道理，却去仰慕最深奥的理论，这对于治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精深微妙的言论，不是百姓所需要的。至于贤良忠贞守信的品行，必然会看重不欺骗人的人；不欺骗人的人，也并没有什么不欺骗的办法。平民百姓互相交往，没有丰厚的财利可以互相利用，没有权势可以互相畏惧，所以才寻求不欺骗的人。如今君主处在统治别人的权势地位，拥有一国的财富，可以操纵重赏和严诛的大权，用他明察法术所照见的一切，即使有田常、子罕那样的大臣，也不敢欺骗他，哪里用得着等候不欺骗的人呢？如今忠贞守信的人还不到十个，而境内的官职有几百个，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守信的人，那么人数就不够分派官职；人数不够分派官职，治理的人就少而作乱的人就多。所以圣明君主的办法是：专一用法令而不追求个人的智谋，持守法术而不仰慕个人的忠信，所以法令不会败坏，众多的官吏也就没有奸诈行为了。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白话如今的君主对于言论，喜欢它的雄辩却不求它是否恰当；对于用人，欣赏他的名声却不责求他的功效。因此天下众人，谈论的人只致力于雄辩而不切合实用，所以满朝廷都是高谈先王、倡导仁义的人，而政局仍然免不了混乱；修养品行的人竞相追求清高而不切合功用，所以有才智的人退隐到山林洞穴，辞掉俸禄不肯接受，而军队仍然免不了衰弱。军队免不了衰弱，政局免不了混乱，这是什么缘故呢？百姓所称誉的，君主就加以礼遇，这是乱国的办法。如今境内的百姓全都谈论治国，收藏商鞅、管仲法令书籍的人家家都有，而国家却越来越穷，因为谈论耕作的人多，真正拿起农具耕田的人少；境内的人全都谈论兵法，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人家家都有，而军队却越来越弱，因为谈论打仗的人多，真正披甲上阵的人少。所以贤明的君主使用百姓的力量，不听信他们的空谈；奖赏他们的功劳，并禁止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这样百姓就会拼尽全力来听从君主。耕田出力很辛苦，而百姓愿意去做，是因为说可以靠它致富。打仗这件事很危险，而百姓愿意去做，是因为说可以靠它显贵。如今修习文学、练习谈辩，没有耕田的劳苦却有致富的实惠，没有打仗的危险却有显贵的尊荣，那么人们谁不愿意去做呢？因此一百个人从事智谋而只有一个人出力干活。耍智谋的人多了，法令就败坏；出力的人少了，国家就贫穷，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劒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白话所以贤明君主的国家里，没有书籍简册的文字，以法令作为教材；没有先王的言论，以官吏作为老师；没有私家剑客的勇悍，以斩杀敌首作为勇敢的标准。这样，境内的百姓，谈论的人必定遵循法令，行动做事的人归结到功效上，勇武的人把勇力全部用在军队上。因此没有战事的时候国家富足，有战事的时候军队强大，这就叫作称王的资本。已经积蓄了称王的资本，又等到敌国出现可乘之机，想要超过五帝、比得上三王，一定靠这个办法。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䟽，有䟽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徼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白话如今却不是这样：士人百姓在国内放纵恣肆，谈论国事的人在国外制造声势，内外互相称颂作恶，拿来对付强大的敌国，不也危险吗？所以大臣们谈论外交事务的，不是依附于合纵或连横的党派，就是怀着为别国复仇的忠心，而借用本国的力量。所谓“纵”，是联合众多弱国来攻打一个强国；所谓“衡”，是侍奉一个强国去攻打众多弱国，都不是用来保住国家的办法。如今主张连横的臣子都说：“不侍奉大国，就会遭到敌国的祸害了。”侍奉大国未必真有实效，他们就会献上地图、交出玺印来向大国请求发兵。献出了地图，土地就被削减；交出了玺印，名分就低微。土地削减国家就削弱，名分低微政局就混乱。侍奉大国搞连横，没有见到它的好处，却已经丢失土地、扰乱了政局。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的人心；失去天下的人心，国家就危险；国家危险，君主就卑微。”救援小国未必有实效，他们就会发动军队去和大国为敌。救援小国未必能保存它，攻打大国未必没有疏漏，有了疏漏就会被强国制服。出兵，军队就会战败；退守，城池就会被攻破。救援小国搞合纵，没有见到它的好处，却已经丢失土地、损兵折将。所以，侍奉强国的，就凭借外交权势在本国做官；救援小国的，就靠着本国的重金到外国去谋利。国家的利益还没有确立，他们的封地和厚禄就已经到手了；君主的地位虽然低下了，臣子却尊贵了；国家的土地虽然削减了，私家却富有了。事情办成了就凭权势增加威重，事情办败了就凭财富退隐自处。君主听信臣子的话，事情还没有办成，爵禄就已经尊厚了；事情办败了，又不加以诛罚，那么游说之士谁不乐意用下网捕鸟一类投机的说法来侥幸谋取日后的好处呢？所以国家破亡、君主丧命，都是因为听信了谈论者浮夸的言辞。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不明白公私的利益差别，不审察言论是否恰当，而且诛罚也不视最终的成败而定。他们都说：“外交大事，往大处讲可以称王，往小处讲可以安定。”所谓称王，是指能攻打别人；而安定，就不能攻打别人。强大就能攻打别人，治理得好就不会被别人攻打。国家治理强盛，不能责求于外交，那是内政决定的。如今不在国内实行法术，却在国外玩弄智谋，那就达不到国治兵强了。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朞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歳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白话俗话说：“长袖子的人善于跳舞，钱财多的人善于经商。”这话是说凭借的资财多，就容易把事情办好。所以国家治理强盛，谋划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谋就难于成功。因此替秦国办事的，十次改变对策而谋划很少失误；替燕国办事的，一次改变对策而谋划也很少成功。这并不是替秦国办事的必定聪明、替燕国办事的必定愚蠢，而是两国治乱的资本不同。所以周国离开秦国去搞合纵，一年就被攻占了；卫国离开魏国去搞连横，半年就灭亡了。周国灭亡于合纵，卫国灭亡于连横。假使周、卫两国暂缓它们合纵连横的打算，而严格整顿国内的治理，严明法令，赏罚坚决，充分开发土地的物力来增加积蓄，号召百姓拼死来坚守城池，那么天下的诸侯即使得到它们的土地，所获利益也很少；攻打它们的国家，所受损伤却很大，万乘之国没有敢把军队耗损在坚固的城池之下的，还会使强大的敌人自行收拾它疲弊的局面，这就是必定不灭亡的办法。舍弃必定不灭亡的办法而去做必定灭亡的事，这是治国者的过错。智谋困死于国外而政局混乱于国内，那么灭亡就没有办法挽救了。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白话百姓谋划自己的事，都趋向安逸和利益，就像躲避危险和困穷一样。如今让他们去攻战，前进就死在敌人手里，后退就死在诛罚之下，这就危险了。丢开自家的事情而一定要承担在疆场上驰骋的劳苦，家里困穷了而君主不加体恤，这就困穷了。危险和困穷所在之处，百姓怎么能不躲避呢？所以百姓到权贵的私门下做事而求得安稳的住处，住处安稳了就远远避开战争，避开战争就安全了。拿出财物去贿赂、追随当权的显贵就能求得所求，求得了，私下里就安全了。私下里安全，就是利益所在，怎么能不趋向它呢？因此做公民的人少了，做私人的人就多了。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白话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是使从事商业、手工业和游荡谋食的百姓少而且地位低下，让人们减少对本业以外杂务的追求，不去趋向工商业的末作。如今君主近幸之臣的请托行得通，官爵就可以买到；官爵可以买到，那么商人、工匠就不低下了。贩卖奸诈财货的人能在市场上得势，那么商人就少不了。聚敛钱财达到农夫收入的几倍、地位又超过耕田打仗的人，那么刚正耿介的人就少，而商贾之民就多了。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劒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蠧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白话所以乱国的风俗是：那里做学问的人，称引先王之道，借着仁义的名义，讲究衣着服饰盛大，修饰雄辩的言辞，来惑乱当今的法令，动摇君主的心。那些谈论国事的人，设立骗局，凭借外国的力量，来成就自己的私利，而丢弃国家的利益。那些佩戴宝剑的游侠，聚集徒众，标榜节操，来显扬自己的名声，而触犯主管官吏的禁令。那些依附权贵做门客的人，积攒财货贿赂，利用有势力人物的请托，逃避在疆场上驰骋的辛劳。那些商人和工匠，制作粗劣的器物，聚敛奢侈无用的财物，囤积货物等待时机，来谋求和农夫一样的利润。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蛀虫式的人物，不供养刚正耿介的人士，那么海内即使有国家破亡、朝廷倾覆的事发生，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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