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公孙丑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白话公孙丑问道：“先生如果在齐国当政执掌国事，管仲、晏子那样的功业，可以再次有希望实现吗？”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白话孟子说：“你真是齐国人啊，只知道管仲、晏子罢了。有人问曾西：『您和子路谁更贤能？』曾西皱起眉头说：『子路是我祖父所敬畏的人（我不敢同他相比）。』那人又问：『那么您和管仲谁更贤能？』曾西勃然变色，不高兴地说：『你怎么拿我同管仲相比？管仲得到君主的信任是那样专一，执掌国政是那样长久，功业却那样卑下。你怎么拿我同他相比呢！』”接着孟子说：“管仲是曾西所不屑去做的人，你却希望我去做那样的人吗？”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白话公孙丑说：“管仲辅佐他的君主称霸，晏子使他的君主显贵，管仲、晏子还不值得效法吗？”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白话孟子说：“凭齐国的条件称王天下，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白话公孙丑说：“这样一来，学生的疑惑就更大了。况且以文王的德行，到他一百岁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教化天下；武王、周公继承他之后，仁德才大行于天下。如今说称王天下如此容易，那么文王就不值得效法了吗？”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白话孟子说：“文王的情形怎么能同今天相比呢？从商汤到武丁，贤圣的君主出现了六七位。天下归服殷商已经很久了；时间久了，局面就难以改变。武丁能让诸侯来朝、拥有天下，如同在手掌上转动东西一样自如。纣王离武丁的时代还没有多久，殷商旧宗族遗留的风俗、流传下来的善政，还保存着一些；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是贤能的人，共同辅佐纣，所以殷商过了很久才失去天下。每一尺土地没有不属于商朝的，每一个百姓没有不是商朝的臣民的；然而文王还是从方圆百里的土地起家，因此（兴起）很不容易。齐国有句话说：『虽有智慧，不如赶上好形势；虽有农具，不如等待好时机。』如今的时机就容易多了。夏、殷、周最强盛的时候，土地没有超过方圆千里的，而齐国已经有这样大的土地了；鸡鸣狗叫的声音互相能听见，传达到四境，齐国已经有这么多的百姓了。土地不必再开辟，百姓不必再聚集，施行仁政而称王天下，没有谁能阻挡。况且称王的人久久没有出现，没有比现在间隔更久的时候了；百姓被暴虐的政治折磨得憔悴不堪，也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时候了。饥饿的人容易给他饭吃，干渴的人容易给他水喝。孔子说：『德政的推行，比驿站传递命令还要快。』在当今的时代，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百姓的高兴，就像被倒吊着的人得到了解救一样。所以如今做事只用古人一半的功夫，必定得到一倍的功效，只有这个时代能这样。”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白话公孙丑问道：“先生如果做了齐国的卿相，能够推行您的主张，即使因此称霸称王也不奇怪。像这样，先生会为之动心吗？”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白话孟子说：“不会，我到了四十岁就不动心了。”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白话公孙丑说：“这样说来，先生远远超过孟贲了。”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白话孟子说：“这并不难。告子比我更早就做到不动心了。”
曰：「不动心有道乎？」
白话公孙丑说：“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白话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皮肤被刺不退缩，眼睛不躲闪。他心里想的是，哪怕受人一根毫毛那样的轻微挫辱，也同在大庭广众之下挨了鞭打一样。既不受平民百姓的侮辱，也不受万乘之君的侮辱。他把刺杀万乘之君看得同刺杀普通人一样。他从不畏惧诸侯。难听的话传来，一定要回击。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是，他说：『把不能取胜看作能够取胜。衡量敌人的力量之后再进军，考虑好取胜的把握之后再交战，这是畏惧强大敌军的表现。我孟施舍怎么能保证必胜呢？只能做到无所畏惧罢了。』孟施舍像曾子，北宫黝像子夏。这两个人的勇气，还不知道谁更高明，然而孟施舍把握住了要领。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喜欢勇敢吗？我曾经听孔子讲过大勇：反省自己，若是理亏，即使对方是穿粗布衣服的平民，我也不敢去恐吓他；反省自己，若是理直，即使对方有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守住勇气的方法，还不如曾子守住要领的方法。”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白话公孙丑说：“敢问先生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白话孟子说：“告子说过：『在言语上不能理解，就不要到心里去寻求；在心里不能理解，就不要到气上去寻求。』在心里不能理解而不到气上去寻求，这是可以的；在言语上不能理解而不到心里去寻求，这是不可以的。意志，是气的统帅；气，是充满全身的东西。意志最重要，气是其次的。所以说，要坚定自己的意志，不要滥用、扰乱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白话公孙丑说：“既然说『意志是最重要的，气是其次的』，又说『要坚定意志，不要滥用扰乱气』，这是什么缘故呢？”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白话孟子说：“意志专一能发动气，气专一也能动摇意志。像如今那些跌倒的人、奔跑的人，他们是气在活动，反过来又动摇了他们的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白话公孙丑问道：“敢问先生在哪些方面擅长呢？”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白话孟子说：“我善于分析言论，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白话公孙丑问道：“敢问什么叫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白话孟子说：“这很难说清楚。这种气，作为一种气，最为盛大，最为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伤害，就会充塞于天地之间。这种气，要同义和道配合，没有义和道，它就会疲软无力。它是靠不断积累义而产生的，不是靠偶然做一件合义的事就能一举得到的。行为上有所不合于心的，它就会疲软无力。所以我说，告子从来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是外在的东西。培养浩然之气，一定要不断地有所作为，却不要预先指定它在哪天生效，心里不要忘记它，也不要拔苗助长。不要像那个宋国人一样。宋国有个人嫌他的禾苗长得太慢，就去把它们一一拔高，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对家里人说：『今天我可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去一看，禾苗都枯死了！天底下不这样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很少。认为培养没有益处而放弃不管的，是不给禾苗锄草的人；硬要帮助它生长的，是拔苗的人；这样不但没有益处，反而害了它。”
「何谓知言？」
白话公孙丑问：“什么叫善于分析言论呢？”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白话孟子说：“对偏颇的言论，要知道它蒙蔽在什么地方；对过分的言论，要知道它陷溺在什么地方；对邪僻的言论，要知道它背离正道在什么地方；对躲闪的言论，要知道它穷蹙在什么地方。这些言论产生于心中，就危害到政事；施之于政事，就危害到实际事务。如果圣人再度出现，一定会赞同我的这些话。”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白话公孙丑说：“宰我、子贡善于言辞辞令，冉牛、闵子、颜渊善于表述德行，孔子兼有这两方面的长处，却说：『我在辞令这方面，是做得不够好的。』这样说来，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吗？”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白话孟子说：“哎！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问孔子说：『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吧？』孔子说：『圣人我可当不起，我只是学习起来不厌倦，教导别人不倦怠罢了。』子贡说：『学习不厌倦，是智；教导不倦怠，是仁。既仁又智，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圣人的名号，孔子尚且不肯自居，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白话公孙丑说：“过去我曾听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分别具有圣人的某一方面，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地具备了圣人的各方面，只是规模较小。我敢问先生自认为属于哪一种呢？”
曰：「姑舍是。」
白话孟子说：“先搁下这个问题吧。”
曰：「伯夷、伊尹何如？」
白话公孙丑问：“伯夷、伊尹怎么样？”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白话孟子说：“他们的道路不同。不是自己所认可的君主不去侍奉，不是自己所认可的百姓不去役使，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天下混乱就退隐，这是伯夷。什么君主不能侍奉呢？什么百姓不能役使呢？天下太平也出来做官，天下混乱也出来做官，这是伊尹。应该出仕就出仕，应该退隐就退隐，应该久留就久留，应该早走就早走，这是孔子。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还没能做到他们那样；至于我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白话公孙丑问：“伯夷、伊尹同孔子比，是处在同一等级吗？”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白话孟子说：“不。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还从未有过像孔子这样的人。”
曰：「然则有同与？」
白话公孙丑问：“那么他们有相同之处吗？”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白话孟子说：“有。哪怕只是得到一百里土地而称王，他们都能做到让诸侯来朝拜，从而拥有天下。若是让他们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去做。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
曰：「敢问其所以异？」
白话公孙丑问：“请问他们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呢？”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白话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他们的智慧足以认识圣人，虽有小毛病，但不至于阿谀逢迎他们所喜爱的人。宰我说：『据我看，孔子比尧、舜要高明得多。』子贡说：『见到他的礼制就能知道他的政治，听到他的音乐就能知道他的德行。自今以后一百代，考察一百代的君王，没有谁能超出孔子的。』有若说：『岂止是人呢？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小土堆，黄河、大海对于地上的小水流，都是同一类。圣人对于普通人，也是同一类。他们都是超群出众的。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还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白话孟子说：“用武力假借仁义的名义而称霸的，叫作霸，霸一定要有大国作资本；用道德来实行仁义而得天下的，叫作王，王不必依靠大国。商汤靠的是七十里土地，文王靠的是一百里土地。用武力来使人顺服的，人家不是真心服从，只是力量不够反抗罢了；用道德来使人顺服的，人家是心悦诚服，就像七十个弟子顺服孔子一样。《诗经》说：『从西边、从东边，从南边、从北边，没有不顺服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白话孟子说：“实行仁政就光荣，不实行仁政就受屈辱。现在的人厌恶屈辱却又安于不仁，这就像厌恶潮湿却又居住在低洼之地一样。如果真的厌恶屈辱，不如重视德行、尊敬士人。让贤能的人居于职位，让有才能的人担任职务；国家清闲无事，趁这个时机把政令和刑罚都整饬明白，即使是大国，也必定会畏惧我们了。《诗经》说：『趁着天还没下雨，先把桑树根的皮剥下来，把门窗捆缚得牢牢的。现在底下的这些人，谁还敢欺侮我呢？』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可以说是懂得道理了！能够治理好他的国家，谁还敢欺侮他呢？』现在国家清闲无事，趁这个时机却只顾着游乐、懒惰、放纵游荡，这是自己给自己招祸。祸与福，没有一样不是自己招来的。《诗经》说：『常常要与天命相符合，自己求得更多的福分。』《太甲》说：『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造下的罪孽，就活不成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白话孟子说：“尊敬贤人、使用能人，使出类拔萃的人都居于职位上，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愿意到他的朝廷里来。市场，只提供交易的场所而不征税，或者依法只收取租金而不强占场地，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货物存放在他的集市上。关卡，只检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由他的道路出行。耕田的人，只让他们协助耕种公田而不另行收税，那么天下的农民都会高兴，愿意在他的田野上耕种。居民住处，不征收夫役钱和里布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愿意做他的臣民。如果真能做到这五件事，那么邻国的百姓就会像仰望父母一样仰望他。让他们率领自己的子弟来攻打他们像父母一样仰望的人，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能成功的。这样做的人，就能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的人，是上天所任命的官吏。做到了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白话孟子说：“人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先王有了不忍伤害别人的心，于是才有了不忍伤害别人的政治。用不忍伤害别人的心，实行不忍伤害别人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转动东西一样容易。之所以说人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是因为：现在的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都会产生惊骇和同情的心理；这不是为了要借此同那孩子的父母结交，不是为了要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那孩子的哭叫声才这样做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就不是人；没有羞耻心，就不是人；没有辞让心，就不是人；没有是非心，就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萌芽，羞耻心是义的萌芽，辞让心是礼的萌芽，是非心是智的萌芽。人有了这四种萌芽，就如同他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萌芽却说自己做不到，这是自暴自弃的人；说他的君主做不到，这是坑害他的君主的人。凡是自身具备这四种萌芽的，如果懂得把它们都扩充起来，就像火刚刚燃烧起来、泉水刚刚流淌出来一样。如果能够扩充它们，就足以安定四海；如果不能扩充它们，就连侍奉父母都做不到。”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白话孟子说：“制造箭的人难道比制造铠甲的人更不仁吗？制造箭的人只担心箭不能伤人，制造铠甲的人只担心铠甲不能防止伤人。巫师和棺材匠也是这样。所以选择职业不能不慎重。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德风气的地方就美好。选择住处而不选有仁德的地方，怎么算得上明智呢？』仁，是上天所赐的尊贵爵位，是人们安居的宅第。没人阻挡却不去行仁，这就是不明智。既不仁又不明智，没有礼也没有义，就只能做别人的仆役。做了别人的仆役又以做仆役为耻，就像造弓的人以造弓为耻、造箭的人以造箭为耻一样。如果以此为耻，不如去实行仁。行仁就像射箭一样：射箭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姿势然后才放箭；放箭没有射中，不要埋怨胜过自己的人，只要反过来要求自己罢了。”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白话孟子说：“子路，别人告诉他有过错时，他就高兴。大禹听到好的意见，就拜谢。伟大的舜更是了不起，他喜欢向别人学习而与人一同行善，舍弃自己的短处，吸取别人的长处，乐于从别人那里学习来做好事。从种地、制陶、捕鱼，一直到做天子，他没有一样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长处得来的。从别人那里吸取长处来做好事，就是帮助别人做好事。所以君子最了不起的作为，就是帮助别人做好事。”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白话孟子说：“伯夷，不是他所认可的国君，他不去侍奉；不是他所认可的朋友，他不去结交。他不站在坏人的朝廷里，也不和坏人交谈；站在坏人的朝廷里、和坏人交谈，在他看来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帽坐在泥涂和炭灰上一样。他把憎恶坏人的心推广开来，心想就算和乡下人站在一起，要是那人帽子戴得不正，他也会远远地避开走掉，好像会被沾污似的。所以诸侯们即使怀着好意带着礼物来到他这里，他也不接受。他之不接受，说到底也是不屑于去就任。柳下惠则不以侍奉昏君为耻，不以官职卑小为嫌。他出来做官，不掩藏自己的贤能，必定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被遗弃、被放逐也不怨恨，生活困窘也不悲伤。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你就算在我身旁赤身裸体，又怎么能沾污我呢！』所以他从容地和坏人在一起而不会迷失自己；人家拉着他挽留他，他就留下来。他被挽留就留下来，说到底也是不屑于离开。”孟子说：“伯夷太狭隘，柳下惠太不拘礼。狭隘和不拘礼，君子都不会去做。”
（本文为公有领域古籍原文，据维基文库所收通行本整理；白话译文为本站编译。）
